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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档案

国生，青年作家，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作品散见《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山花》、《芙蓉》、《天南》等杂志期刊。小说作品《聚会》发表于《天南》杂志第十六期头条，并由著名译者Austin Woerner翻译成英文。曾获“紫金·人民文学短篇小说佳作奖”、上海作协主办“创意小说”比赛冠军等荣誉。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尾骨》。 

   小 插 曲 （1）

             国  生

登机前，她给他发消息，她打车就可以了。他没有回复，于是她知道他还是要来接她。凌晨两点，晚点了两个小时的航班终于落地，取行李、找停车场又花了半个多小时。他下车接过她的箱子，塞进后备厢，问她累不累。他用略带责备的语气说，早知道晚点这么久，就别折腾着今天回来了。事实上她觉得这根本不算什么，只是让他等到这么晚，有些过意不去。上车后，他问她的行程安排。她导演的电影已经杀青，回上海待上一个星期，再飞去北京盯后期，如果顺利，年底就能上映——这些是早已在微信上说过的事情。有一会儿他们没说话，她扭过头对着窗外，暗自感受着空荡荡的高架桥、熄了灯的摩天大楼，以及从窗缝中涌进来的湿润、微凉的夜风。这些铺面而来的熟悉感让她振奋了一会儿。

第二天早上化妆的时候，她觉得自己还没有真正醒来。她能感受到怦怦作响的心跳，双手微微颤抖，几乎难以将脸上的粉底液抹匀。一种隐隐作祟的恶心感鲠在喉咙中。这是她过去三个月中每天都在经受的生理反应。他已经换好衣服，倚在客厅的门框上，低头看手机，屏幕映亮了他的黑眼圈。他看起来比她还要疲惫。就在几个小时前，他们在黑暗中躺着，他低声问她有没有睡着。她说没有。接着他们的身体慢慢苏醒，向彼此靠过去，无声地表达自己的需求。但她睡不着的原因不是这个，至少不仅仅因为这个。她在冥想。想着沙发上那个脏兮兮的鲸鱼抱枕、厨房里用了三年的豆浆机，以及他坚持要买、却只用过一次的戴森吸尘器。是这些东西填满了她的脑子。

现在，有一个瞬间，她认定他因睡眠不足而迁怒于她——他通常面无表情，很少展露情绪，但她总能敏锐地捕捉到其中负面的那种。她放弃理顺后脑勺那撮翘起来的头发，去卧室抓起包包，准备出发。他转身进了卫生间，出来时，问她西服是不是小了。

她看着他那副模样——肩线紧绷着，勒出明显的三角肌轮廓；裤子贴着大腿，像条紧身的九分裤，却说这大小还可以。他问是不是真话。她点点头，还是没把实话说出口。他过去是个篮球运动员，退役几年后，难免有些发福，曾经清晰可见的腹肌与胸肌被薄薄的脂肪层覆盖，只剩下隐约的轮廓；脸颊与喉结那些清晰锐利的线条也消失了，变成了更为平滑的过渡。她倒没有过于在乎这些，只是偶尔会想起刚认识时，他那充满力量感的喉结上下滚动。

伴郎服是婚礼筹办人负责的事情，婚期临近了才通知他去量尺寸。当时他在北京出差，和客户开着旷日持久的会，于是把印象中的尺寸报过去，让裁缝赶工。做出来上身一试，确实有点小，却也来不及拿去让裁缝再改改。除了这个，婚礼筹办人还漏订了不少东西——几把伴郎的胸花、走红毯时要用到的玫瑰花瓣……他主动去买好了，这会儿放在客厅的纸箱里，说好婚礼时带过去。

“连这个都能忘。”他抱怨道。

“可能太忙了吧。”她说。

“毕竟是婚礼啊。”他抱起箱子，侧身等她开门，“而且这是他的工作。”

“不靠谱呗。”她应和了一句。

他“嗯”了一声。出门后，他又略带犹疑地说：“应该都带了吧。还有一些东西在后备厢。”

经过一早上的暴晒，街边发育到一半的梧桐树叶倒挂在枝头上。恍惚间，她觉得这简直是一个夏天的早晨。这才四月份。进了车厢，那种感觉更强烈了，她能肯定背上出汗了，一层密密的汗珠。尽管她只穿着一件薄薄的针织毛衣。等他发动车子，她拧开空调，将副驾驶的风口对准自己。

“这么热？”他说。

“你不热吗？”

“不热。”他没有立刻出发。

“不走吗？”

“我想想还有没有什么漏下的。”

但他看上去只是在发呆，仿佛想再坐一坐，等待某个时刻。

她不打算问他，更不打算催他。这是一种对他信任的表示。她和他并肩坐着，不远处的黄灯闪烁几下后，变成了绿色。要去上班的人穿过拥挤的马路。他终于启动车子，动作依然透着某种迟疑——然后她就知道了，这场婚礼让他想起了去世的妻子。他也明白她会猜到，但他们把这点掩饰在天气、衣服和种种不必要的小动作中。

“走了。”他说。

阳光过于刺眼，她从工具箱中翻出墨镜，用擦镜布仔细清除了灰尘与指纹后，探身过去给他戴上。这是他前年生日时，她送的生日礼物，这会儿包裹着镜腿的棕色皮革已稍有磨损。随着年纪增长，她越来越倾向于关系中这些实用、能用肉眼分辨的部分。他曾有过婚姻生活，更是这样。他说一段关系中最好的部分，就是两个人蓬头垢面，在家里宅着。这意味着他不喜欢造作的浪漫，对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不感兴趣。

驶上高架后，车厢内终于凉快了一些。她没把墨镜带出来，只好拉下了遮阳板。她在小镜子里看到了自己，脸上泛着油光，白得极不协调。她还用着以前的粉底液，忘了自己已在内蒙古的沙漠中待了三个月。她每天穿着冲锋衣牛仔裤沙漠靴，忙着和管钱的制片人吵架，高纬度的阳光把她的脸晒黑了两个色号，还附赠了两坨不深不浅的高原红。她抽出一张纸巾擦脸，妆感削弱了一些，但那种黑中透红的肤色并没有更好看。

“怎么了？”他问。

“没事儿。”她用一种故作轻松的口吻说，“光线有些强，不过一会儿就到了。”她继续擦着脸，肤色越来越难看，细纹也露了出来。她忽然泄气地想到了那个身材高大的制片人，他总用那种讨厌的口吻说，你就是太紧张了，你放松快点。好像他多理解她似的。

他只是想偷偷懒。她这么想。

她第一部在市场上溅起了水花的电影，已经是三年前上映的。那是她的起步。眼下这部戏，才是对她事业的真正考验。她没法儿不紧张，常常抓着那些突然的灵感，临场修改布景和台词；对演员的表演也永不满足，总是坚持拍到光变得没法儿拍了、所有人都怨声载道才不得不停下。越是这样，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越是麻烦。拍到一半时，她落后于进度，预算也短缺了一些，不少人等着看她的好戏。

他不知道这些。每次和他在微信上聊天，她只会说一些笼统的、简化过的事实或者感觉。比如：拍了一天沙漠戏，真无聊；顺利收工，去吃大餐。有时候她会加上一句“好累啊”，然后等着他的安慰。他会说，再坚持一下啊，宝贝。或者说，工作就是这样。她发个非常受用的表情。任务完成。她无意说太多，那会显示出她身上的强大、复杂与模糊的一面，无论如何，这不好理解，也不令人舒服。

他是那种男人，敏感，坦率，较真，但不喜欢复杂的处事方法。这与他曾打过篮球有关。他状态最好时，打江苏省省队的前锋，和全队一块儿去欧洲和美国打邀请赛。姑娘们在场边高声呼喊他的名字，他却从来不会回一下头。手艺人，只要你技术到位就行——这是他的说法。手艺之外的努力、迂回的处事方法，肯定带有谄媚和贪婪的成分。

于是，连同她怀孕的事实，她也一并隐瞒了起来，打算拍完电影再去处理和解释。

她是进组之后才发现自己怀孕的，起先还心存侥幸，觉得有可能是杂牌的验孕棒不准，毕竟是从镇上的小诊所买的。等两种网购的验孕棒到了，也显示了双红杠时，她才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她埋怨了自己两天，得有多愚蠢的女人才能答应安全期时不用套。但那会儿，她没法儿跟谁讨论或者倾诉这个，唯一能依赖的只有百度：少食多餐，拒绝油腻，每天吃大把的B族维生素；她甚至在长袖的防晒衣下，戴上一条配色丑陋的孕吐手环。

她成功了，怀孕没有影响到她的工作。

那会儿正是早高峰，有一段高架路严重拥堵。他用指尖轻轻敲击着方向盘，无声地忍耐着。

“时间还早。”她宽慰他说。

“最怕堵车。”他说。

她看了一眼导航软件，红色的拥堵路段并不长，没过多久，车流又重新动了起来，虽然只是缓缓前行，但好歹两人心中停滞不前的焦虑被消解掉一些。

“婚礼真麻烦啊。”她感叹道。

她向来朋友不多，没什么婚礼可参加。外出念大学加上留学那些年，索性亲戚的婚礼也不参加了。所以当他在电话中表示希望她陪他参加婚礼时，她心里咯噔一下，仿佛被打了一记闷棍。但她答应了他，还说时间刚刚好——听上去毫不迟疑。隔两天，新娘亲自给她打电话，喜气洋洋的语气让她烦躁不已。

“幸好今天天气不错。”他说，“要是下雨……”

“默默领个证就好啦。”她打趣地说。

他看了她一眼，这一瞥让她知道：他不觉得这句俏皮话有意思。

他说起了婚礼场地。在新华路上，沿着一侧小径往里走几分钟，有一幢民国时期的花园别墅，平时是一处私人会所，一对高耸的黑色铸铁大门常年紧闭。他说他去过一次（她猜是请客户吃饭），植被环绕，种满了大叶伞。

“大叶伞确实很美啊。”他用一种她理应知道的语气说。

“哪种？”她问。

“不记得了？”他疑惑地看看她，“很久以前，你还送过我一盆呢。”

她知道他喜欢植物，这个没错。最初认识的时候，他给她看过不少照片，他那热带雨林一般的房间。但她对这事儿毫无印象了。这会儿她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心里却有些自责。他是她的初恋，邂逅于她的大学时期。那是十年前——他是篮球明星一般的人物，而她只是导演系的学生，幻想着日后能拍出《英国病人》那样的凄美爱情故事。关于在一起的那两个星期，她只记得几次海边散步，几次旅馆中青涩的性爱……至于植物，她只能想起他提议去植物园约会。他不喜欢商业区，吃饭、看电影都太俗了，何况根本没有好看的电影。于是她高高兴兴地答应了，事实上她很害怕那些随着水源滋长的硕大的蚊虫。他们坐在草地上野餐，他将长长的手脚伸展开，闭着眼睛，阳光倾洒在他年轻锐利的脸上，没有一丝阴影。她照着他的样子，仰面伸直双腿，反手撑在草地上。心意联结。她只记得这个。

“是室外婚礼？”她突然问。

“是的。”

“噢，还好我穿了平底鞋。”

她突然想到，新娘会不会穿着一双精致漂亮的细高跟——这很有可能，她的身高比新郎足足矮了三十厘米。她仿佛已经看见新娘一脚踏进了春日松软的泥土里，接着小小的身体歪倒，跌进父亲的怀中。

他们在江苏路的出口下了高架，又开了十分钟，终于抵达了婚礼地点。他们原先打算把车子停在马路边，却因为一棵梧桐树的阻挡，怎么也停不进那个看上去完全足够的空位，只好把车子开进附近一幢大厦的地下停车场，又花了十分钟走回去。

他们穿过别墅一楼的大厅，从后门出去就是举办典礼的花园。那确实是一个很适宜的婚礼场地，一圈浓密的香樟从围墙外伸进来，形成天然的屏障，花圃里的月季和黄玫瑰正是盛放的时节。椅子沿着草坪伸展的方向摆开，中间通道的尽头就是花环映衬下的典礼台。

离仪式开始还有一小时，新人正在楼上房间里做最后的准备。宾客还没到齐，各自举着饮料，三三两两地站着聊天。其他几个伴郎占据了花园西北角落的位置。包括新郎在内，他们都是当初一起打篮球的队友，用他的话来说，是征战沙场的战友。她跟着他走过去，寒暄了几句，其中一个人继续说着路上的交通事故，听了好一会儿，她才弄明白那只是他看到的一场事故。早上的恶心感加剧了，这让她觉得自己是一块即将融化的黄油。好不容易等那个故事结束，趁着沉默的当儿，她说她想去买咖啡喝，问他们有没有人要来一杯。

只有他要了一杯拿铁。

“要我陪你去吗？”他问。

“不用，你们聊。”她冲他笑笑。

逆着他们来时的方向走，在红绿灯拐一个弯，就有一家星巴克。她曾对这一片街道相当熟悉。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她先是在一家位于华山路的制作公司待过一年，积累起足够单干的资源后，就在法华镇路找到一处老洋房，租下一楼，兼做工作室和住处。留学的那些年，她背负着不轻的经济压力，所以从未真正享受过在美国的生活。因此当她在上海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后，她在潜意识中，将这种放松视为上海相对于洛杉矶的优势，狭窄的新华路比那些宽阔单调的乡村公路有意思得多，番禺路两边沸腾的人声也更能给她安全感。

那几年，除了一两个暧昧对象，她始终保持着单身，对他的渴望时不时地涌现出来，但已在心底将他视为一场值得怀念的美梦，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她再次联系上他时（她给他废弃的人人网账号上留下的手机号码发了短信），他刚刚结婚。这没什么。吃几次便饭不要紧。她幻想过：有一天，他会和妻子分开，那会儿他们也许还有可能。但这只是幻想。最要命的是，他结婚不到半年的妻子，查出了癌症晚期。这是他喝醉后，在微信上告诉她的。有几个瞬间，她觉得自己是个巫婆，好像他妻子的疾病是她诅咒出来的。可那几个瞬间过去，她不能不承认，她那些幻想更实际了一些。

她不再主动打扰，但那些联系没有被斩断。他时不时迸出一些强烈的需求——她正是那棵能随手抓住的稻草。那些吻不算什么，她这么想，只是对一个可怜男人的慰藉而已。干净的吻，帮他挺一挺。在他妻子去世后，那些需求却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加猛烈。他被那些重压折磨得不成人形，而她巴不得去承担一半。但他却不再提及他的妻子，一次也没说过那件事真正发生时，他是什么感受。

有时他喝醉了，在她身上起伏，那玩意儿会突然软下来，他退出，陷入一种崩溃的状态。他说你走吧，我不行了。她不走。于是他大哭，她也哭。第二天早上，他被洒到床上的阳光叫醒，在沉重的宿醉中起床，又回到那种封闭的，看上去几乎有些迟钝的状态中去。

“我们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对你不公平。”他说过这样的话。

“我愿意，别无所求。”每一次她都是这么回答的。

她对他没有那种非在一起不可的需求，他也不用考虑未来的事情——她想让他相信这个。这样他就不必自责于对妻子的背叛，也不必焦虑于对她的责任。当然，她从没说过这些想法。她只是心无旁骛地抓住了他生活中的一丝缝隙，一点点地靠近他，最终搬去了他毗邻大公园的郊区小区。

她经过一家面包店，队伍从店内排出来，沿着街道又延伸了几十米。两个店员正动作娴熟地把食物包进纸袋。一阵风吹来，路边的梧桐微微抖动了一阵，桐絮密密地飘了下来。她站定，狠狠地打了一个喷嚏，接着那种困倦与恶心感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感到一阵久违的轻松。她忽然想到他。想到他和朋友们在一起也会更轻松一些。

她至今认不全他那些朋友，无法把名字和每一张脸对应起来。一直到他们在一起的第三年，他才偶尔带她去他的社交场合。哪怕这样，他也只是介绍她的名字。朋友们友好地招呼她，她回以热情的笑容，至于那些暧昧的玩笑，他充耳不闻，她也只好装作没听到。

她一直都知道，他在朋友面前呈现出的状态，更为丰富与真实。有几次，她去衡山路或者复兴路上的酒吧接喝醉了的他回家，在各个快打烊的小店里，一群三十岁的男人红着眼睛，一根根香烟被接连点燃，偶尔蹦出来的几句话，都是对世道的抱怨。有一回，今天的这位新娘也在，她柔声的劝告被男朋友的一句“你不懂”给挡了回去。新娘说，“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这话是单独说给她听的，为了消解两个不算熟悉的女孩独处时的尴尬。但她并不想讨论什么。他们曾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共同经历了属于他们的巅峰——来得轻易的金钱、投怀送抱的女孩子。因此当那些事物像流沙一般，从手掌心溜走时，也更能明白那对彼此意味着什么——这些不难理解，但曾让她真正心有芥蒂的是，他从来不会把这一面展现给她。

他需要时间和空间，其实她清楚这点。可他是一个那么固执的人，身上有些事情永远无法改变。但这难道不是好事么？一个不变的人总比一个善变的人要好。她这么安慰自己。就像他妻子去世后的这么多年里，他逢年过节都会去苏州探望岳父母。起先她以为这是责任感使然——这点确实，他认为自己有义务去照顾那对失去了独生女儿的老夫妻，于是每次节前，她都会主动提起，甚至专门帮他挑选礼物。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健品、昂贵的按摩器具，她在这事儿上花钱，比花在自己父母身上还要舍得。每次他从苏州回来，都会陷入一阵情绪的低潮。她以为他并不那么想去那个地方，几个人的回忆总比一个人的怀念，要来得触目惊心。于是她为他准备更可口的饭菜，表现出一种远超实际的对他的爱意与需求。直到有一次，看着准备了一顿过于丰盛的晚餐的她，他说：“你不必这样。”他用力控制住了脸上的表情。

“啊，我知道了。”她低声、快速地说。她撤掉几样菜，说留着明天吃，努力让桌上看着只是一顿普通的家常菜。她突然明白，情况根本是相反的——他想去，有一种强烈地想和岳父母待在一起的欲望，那些失落，是对于他去世的妻子的，也是他不得不从共同的缅怀中离开时所产生的。

她的嘴巴里再也没有出现过苏州这个地名，也在他回来时，假装注意不到那些过分浓郁的情绪。她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那种渴望充分占据他的冲动慢慢远去。她开始允许这些事物隔在他们中间，甚至认为这是一种更稳固的平衡。排在星巴克点餐队伍中时，她想到这个。前面排着一对情侣，女孩闪烁着长得离谱的假睫毛，在几种星冰乐中犹豫不决，店员下单后又更换了口味。这会儿她却没有丝毫不耐烦。她想，那些东西转化成了更生活化、更实际的元素，变成他六个月更新一次的高支棉内衣裤、适合他油性皮肤的男士护肤品以及固定、彼此默契的作息时间。同样，那种需要对方身体的迫切感也消失了，成了一种潜伏在黑暗中，偶然才冒出头的隐秘的火花。

她这样想着，拿着两杯封了口的拿铁往回走，几百米之外的他离她更远了——那是一个突然陌生起来的男人，身材高大，笑声爽朗，他平整英俊的脸庞，几乎可以冒充刚毕业的男孩子。会有年轻女孩不停地打量他，她猜，甚至上前搭讪——就像她多年前一直幻想的那样：有一天他们突然在街上遇见，他已经不认识她了，她会找个借口，一脸轻松地去找他说话。（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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