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7年第12月第27辑。经作者与期刊授权由“外国文学文艺研究”微信公众号推出。）

内容提要：高继海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英国文学研究专家。本访谈涉及高继海教授从事的英国小说研究以及文学理论等诸多学界关注的问题。高继海教授在访谈中梳理了英国小说的发展脉络，指出近年来英国小说呈现出传统与现代杂糅融合的倾向，表现出重写历史以昭示真实的意图。他认为后现代历史小说揭示了历史知识的片面性，以及探寻历史发展的多重可能性。访谈末尾，高继海教授为青年教师提出了建议，期望他们长远规划、不断创新，坚守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

关键词：英国文学；历史小说；叙事学；知识分子

（王佐良先生，1916-1995）

高继海（以下简称“高”）：报考王佐良先生的博士也是机缘巧合，本来打算出国，但考虑到其他一些原因，还是决心挑战一下，不曾想竟真的有幸成为王佐良先生的学生。北外求学期间，先生要求我每周阅读两本英文小说，并就其中一本写出读书报告，这极大地拓展了我的阅读视野，也为我将来的英语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先生严于律己，对待学生也十分严格，但他从不厉声厉色，就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你该怎么做。我记得第一次交读书报告时，因为不会使用电脑，又没有认真检查，出现了很多错误，可是先生并没有严厉地批评我，只是拿出修改得密密麻麻的报告，略带失望地说你功底应该不错，怎么会有这么多错误。这件事让我自惭形秽，从此每次写完读书报告都要认真检查两遍，打印出来之后再认真校对一遍，直到确认没有错误才放心上交。我自此意识到学问无小事，先生就是这样，在谆谆教诲中用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影响着我。当时很多同学都在校外兼职，先生教导我要专注学术，不要被眼前的利益所迷惑，他对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很是反感，所以就更加严于律己，希望与此保持距离。有次我想给先生带点礼物，先生拒绝了，表示我只要能够安心写出好的毕业论文就是对他最好的报答。后来毕业想要留在北京，先生教导我应当不忘母校的恩情，回到家乡支持河南的高等教育，这也是促使我回到河南大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北外求学之前，我就对先生敬仰不已；求学期间，更是有幸亲耳聆听先生的教诲，目睹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高尚的品格，这对我日后做学问和做人都影响颇深。王佐良先生生病住院期间，我在那里守了三个通宵，即便在这时，先生仍不忘关心我的学业和生活，先生之恩德，此生铭记。

谢：您的博士论文是学界关于英国讽刺小说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 1903-1966）研究的开山之作。沃是一个天主教徒，这在英国似乎是一个特殊的身份，能否请您结合其身份特点谈谈他的作品？

(Evelyn Waugh, 1903-1966)

(The Sword of Honour, 1952-1961)

高：沃作为一个大文体家，深得王佐良先生的喜爱，这也是我选择他作为博士论文研究对象的重要原因。我想借此机会认真剖析一下沃的语言特色和写作风格。他最初并非天主教徒，而是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尤其是婚变之后，需要寻求一个更为坚定的信仰，才皈依了天主教。天主教教义严苛细致，能够满足他当时的心理诉求，也给他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安慰。沃的宗教信仰转变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在人物塑造方面，他的作品多关注天主教徒的生活，通过书写天主教徒的救赎以实现自我救赎。例如，他后期的代表作《荣誉之剑》（The Sword of Honour, 1952-1961）就描写了一个天主教徒忠于职守，寻求救赎之路的故事。其次在语言表述方面，他晚年与“愤怒的青年”一代的作家产生了激烈的争执，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觉得这些作家的语言不够高雅，他在接受《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记者朱利安·杰伯的采访时说：“我认为写作不是为了研究人物，而是练习如何使用语言，我只对语言感兴趣。”他认为小说家要使人物特征与他们的生存环境保持一致，语言要含蓄，给读者留下体味的余地，这与他贵族倾向的精英主义观点分不开，也与他长期坚守的严苛信仰不无关系。在表达技巧方面，沃没有采用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的印象主义方法，即侧重表现人物行为所引发的不确定性；他也不赞同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882-1941）专注于描写日常生活中“形形色色印象”的理念。沃不愿意放弃客观的现实世界去追索人的意识深处微妙杂乱的活动，因此，他从不企图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而是通过对外部细节的精确描写来暗示人物的感情。这种追求精确和不随波逐流的态度正是源于他的宗教信仰，作为一名合格的天主教徒，他需要严谨地履行细致严苛的教义。

（伊夫林•沃：《衰落与瓦解》，高继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伊夫林•沃：《一知半解》，高继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谢：您善于通过经典叙事学的路径切入文本。能否请您谈谈经典叙事学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

高：经典叙事学于20世纪六十年代发轫于法国，是在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的框架下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解读方法，它很快扩展到其它西方国家，是整个叙事学理论的基础，也是从事叙事学研究的基础。而小说叙事研究，作为叙事学理论体系中最为成熟的一部分，可谓是叙事学“经典中的经典”。经典叙事学主要对叙事作品之构成成分、结构关系和运作规律等展开科学研究，并探讨在同一结构框架内作品之间的不同。经典叙事学关注文本自身，主张基于文本进行阐释，是符合一定规约的文学叙事研究，多采用共时叙事结构，关注形式结构本身。兴起于20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后经典叙事学寻求新的学科范式，反映了“新兴技术和方法论”，它将注意力转向了结构特征与读者相互阐释、相互作用的规律，转向了对具体叙事作品之意义的探讨，注重跨学科研究，关注作者、文本、读者与社会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王佐良先生认为，文学不是供人学习和研究的，而是让人欣赏的。这体现了王公的唯美主义观点，我对此也深表赞同。经典叙事学更侧重于对文学作品的审美观照，挖掘作品本身蕴含的结构、韵律美等等，这有助于加深读者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培养读者的审美趣味。而后经典叙事学，无论是试图扩大原先的研究范围，还是调整其研究重点，它都从来没有脱离经典叙事学数十年来的发展轨迹。由经典叙事学所形成的理论模式与要素，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依然在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中起着重要作用。

谢：您对英国小说有着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上世纪九十年代，您就英国哥特式小说、英国天主教小说等发表过数篇提纲挈领的文章。您还编写了多部英国文学史专著。能否请您谈谈英国小说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所经历的变化？当代英国文学研究较九十年代有哪些发展？

高：我比较认同伊恩•瓦特（Ian Watt, 1917-1999）在其专著《小说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Novel, 1957）中所提出的观点，即英国小说产生于18世纪，此前含有故事情节的散文体作品可以称为故事或者传奇，但还不是小说。小说这个概念，从狭义上来说，是指有相当长度、比较复杂完整的结构、鲜明的人物塑造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英国小说起源于18世纪初，也是各方面条件成熟使然。首先是新闻业的兴起，这与前一个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和后来的王室复辟密切相关，与英国人普遍识字人数的激增有密切关系。最初写英国小说和阅读英国小说的人，大多数是妇女，尽管流传下来的经典小说多半出于男性作家的手笔。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英国小说的发展轨迹与整个英国文学的发展是契合的。18世纪初，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独树一帜，中叶有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菲尔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斯特恩（Lawrence Sterne, 1713-1768）等大作家，晚期出现百家争鸣的现象，影响较大的有哥特式小说和感伤小说。19世纪上半叶，由于浪漫主义文学在诗歌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小说方面的成就显得薄弱，但还是出现了奥斯丁（Jane Austen, 1775-1817）、司各特（Walter Scott, 1771-1832）、勃朗特姐妹（the Brontë Sisters）等重要作家。19世纪下半叶的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1811-1863）、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使英国小说在艺术性和思想性方面达到了顶峰。19世纪末像18世纪末一样，出现了诸多文学流派，异彩纷呈，小说创作也表现出各种实验性，为后来出现的现代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铺设了道路。20世纪英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在小说领域的代表人物首推伍尔夫和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20世纪三十年代，一方面英国工人阶级文学达到了一个高峰，代表作为吉本（Lewis Grassic Gibbon, 1901-1935）的《苏格兰人之书》（A Scots Quair, 1932-1934）；另一方面出现了一批大学才子，比如赫胥黎（Aldous Huxley, 1894-1963）、格林（Graham Greene, 1904-1991）、沃等，类似于伊丽莎白时代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那批大学才子，其作品多表现怀疑悲观、愤世嫉俗的情绪。二战结束后，存在主义思潮在文学界蔓延，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肇始奠定了思想基础，并集中表现在五十年代愤怒的青年作家群的作品中。英国后现代主义小说既继承了现代主义小说的实验性和先锋性，又颠覆了现代主义小说对核心意义的认同，表现出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反思精神，它们通常以开放式结局收尾。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 1926-2005）的《法国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1969）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近年来的英国小说呈现出传统与现代杂糅融合的趋向，也表现出重写历史以昭示真实、警示当代的人文情怀，在这方面，巴恩斯（Julian Barnes, 1946-）的《福楼拜的鹦鹉》（Flaubert’s Parrot,1984）是典型代表。

谢：历史小说是英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过去三十年间，布克奖多次颁发给了历史小说，其重要性可见一斑。您对历史小说颇有研究。有学者将历史小说分为传统历史小说、现代历史小说以及后现代历史小说。请您谈谈这三种历史小说的异同，以及它们之间内在的联系。

（高继海：《历史文学中的英国王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高：英国是一个重视传统的国家。作为一个有丰厚历史积淀的国家，英国曾经经历过高度辉煌的时代，以伊丽莎白一世和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为典型代表，这也是英国人一直引以为豪的，同时也是他们比较关注历史的原因。英国有许多历史文学作品集中探讨从14世纪到17世纪，即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这一时期风云变幻，正是英国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引起了很多历史小说家的重视。受到新历史主义的启发，2004年我申请并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历史文学中的英国历史”，探讨英国历史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之间的关系。学界一般把英国的历史小说分成三个阶段或者三种形态，即传统历史小说、现代主义历史小说和后现代历史小说。三种形态的历史小说都以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题材，反映一定时期的生活面貌，试图表现历史的发展脉络和历史人物在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些作品所描写的主要人物和事件都有历史根据，但容许适当的虚构，在提供一些历史知识的同时，给读者带来启示和教育。其中，传统历史小说对历史采取尊重和仰视的态度，把传播历史知识、忠实反映历史真实、补充历史作为自己的使命，使自己服务于历史，力求在历史真实的前提下，虚构某些细节，展现历史的风云变幻，如司各特的《艾文赫》（Ivanhoe, 1820）。现代主义历史小说对历史采取平视的态度，转向认识论的寻求，把历史的本质和可知性作为其探讨的主题，把小说和历史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如伍尔夫的《奥兰多》（Orlando, 1928）。后现代历史小说认为小说比历史更重要，在呈现某些历史时刻的细节方面比历史文献更真实，在突出虚构性的时候随意虚构、歪曲历史，把历史置于附庸的地位，揭示历史知识的片面性，探寻历史发展的多重可能性，关注历史纪录中少数派和从属者的缺失，并认为这种缺失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如巴恩斯的《终结的感觉》（The Sense of an Ending, 2011）等作品。

谢：2009年，您获得富布赖特基金，在哥伦比亚大学访学一年，研究了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关于知识分子地位与作用的思想。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萨义德对理论的贡献与社会政治活动的参与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启示？

高：作为一个巴勒斯坦裔的美国学者，萨义德一度受到两方面的批评。巴勒斯坦认为他背叛了自己的祖国，美国人则指责他代表巴勒斯坦的利益潜伏在美国，因为他虽然不是穆斯林，但却一直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并为之奔走。萨义德坚定地维护知识分子作为思想者的自由表达权利，他认为，知识分子不应仅仅躲在象牙塔里研究纯学术的问题，而应该积极融入社会，表达对公共事务的看法；知识分子应该有勇气对权势讲真话，萨义德一生也在身体力行这个观点，为巴勒斯坦人的命运积极奔走，他撰写了几部关于巴勒斯坦人的书籍，引起了人们对巴勒斯坦命运的关注。萨义德崭露头角的时候，恰逢美国的文学理论进入“文本自足”批评时代，在欧洲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下，美国的文学批评越来越聚焦于文本自身。萨义德以一个反抗者的形象出现，他始终相信文学是没有清晰的界限的，文学批评应该干预社会。任何事物一旦被认为是脱离社会的精英文化就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因此，他力求改变当时的文学批评范式，倡导在批评中还原历史情境，寻找被主流文化压制的声音。作为知识分子，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主义》（Orientalism, 1978）中通过对大量文学文本的分析，揭露了文明外衣掩盖下的西方欧洲中心主义对东方，尤其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人民和文化的强烈蔑视和偏见。他认为19世纪西方国家眼中的东方世界没有真实根据，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东方，而西方文化对亚洲和中东所长期抱持的错误和浪漫化的印象为欧美国家的殖民主义提供了借口，这本书成为后殖民主义论述的经典与理论依据。他的思想直接受到福柯关于权力话语观念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就是在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的影响下展开的。在《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 1993）一书中，萨义德从西方文学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西方文化与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对殖民主义的掠夺本性进行了无情地披露，成为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先驱和代表。他在《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1993）的扉页引用了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Der 18te Brumaire des Louis Napoléon, 1851）中关于“代表”的经典论述，指出在当时的统治模式下，法国农民被剥夺了话语权，只能被地主阶级代表，而地主阶级直接代表的是本阶级的利益，不能也不愿意真正表达农民阶层的诉求。他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会受到形而上热情的感召，斥责暴力，批判不公，监督权威，保护弱小。萨义德一直在努力实践自己的理论，为少数派发声。

谢：青年教师教学任务繁重，常感教学与科研平衡难寻。您在工作中身兼数职，可谓科研、教学、行政“三手抓”。您能否在这方面给青年教师提一些建议？

高：关于“三手抓”的问题，我不否认这三者的确会存在时间管理上的冲突，但整体来看它们并不矛盾。人类是有惰性的，一定的压力可以有效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更专注于当下的工作，无论是科研、教学，还是行政管理。做科研需要一颗进取的心，需要投入极大的热忱，还要把这份热情维持下去。科研过程中难免会遇到磕磕绊绊，我们需要探究问题的本质，进而想方设法解决问题，这与教学和行政也是相通的。教学仅凭一腔热忱是不够的，老师不但要对讲述的对象谙熟于心，更要站在受众的角度思考如何把问题讲解得更清楚，如何更有效地与学生沟通，而练就这样的沟通能力，能够促使我们有效精准地传达现阶段的科研成果，在行政岗位更好地履行上传下达的桥梁纽带作用，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认为，科研不应该是闭门造车，而应该是发散思维，所谓教学相长，教书育人的过程也是自我反思、自我成长和完善的过程，思想火花的碰撞最能提供全新的视角，课堂上不经意的一句话就可能为科研提供新的思路。行政岗位的工作又提供了一个不同的平台和视角，在管理过程中，通过反思自己在科研和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加上与学生、老师们的接触，我有更多机会认识到当前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努力寻求解决方案，更好地创造条件，服务于教师的科研、教学工作。青年教师面临的问题是缺乏创新性思考和长远规划，人生每个阶段都有属于这个阶段的困惑，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鲁迅先生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们需要做的是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持之以恒地关注与坚持，在教学的过程中，不只做施教者，同时也抱着学习的态度，不懈求索，我相信这样终将有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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