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挨打就要忍，写到最后，想了想，还是改成付费了（我忍......），朋友们见谅，我也不想的。01股市里面有句话，叫“七亏两平一赚”，这话说了几十年了，早已证明是对的。但即便90%的人不赚钱，“行情来了”，还是有乌泱泱的人涌进股市，生怕落于人后。为什么？这就是人性。当一个人，看到有人赚钱了，会眼红，觉得自己不抓紧进去，就是亏掉了一大笔钱。

当代思想家索维尔将书分为三种：坏书、好书、精品书，这一分类出自他对一本书的推荐语。索维尔的原话是：“有些书是好书，有些书是坏书，却极少有多少书称得上真正的精品——德·索托的《资本的秘密》便是为数不多的精品之一。”何为坏书？有毒的书一定是坏书。索维尔本人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给出了我们识别坏思想的三大铁律。据此，经典书未必全是好书，很多被奉为经典的书，其实是三观不正、思想有毒的坏书。坏书，应该拉入阅读的黑名单。何为好书？能驱毒的书，都是好书。一本书，对人性或时代问题的思考，新视角、新洞察、新写法，能居其一者，都算得上好书。好书，应开卷有益。但何为精品？好书未必是精品，经典也未必是精品，精品是“经典的好书、好书中的经典”——精品至少要符合话题重要、三观正，思想经得起考验，阅读即享受等特征。《资本的秘密》之所以被索维尔奉为精品，是因为下面几个显而易见的特点：1.

▲辽沈战役中的共军炮兵部队由于种种原因，敢于正面研究1944-1950这段历史的著作少之又少，而在这些数量本就有限的著作中，很多往往又“顾左右而言他”，跳过一些关键问题，使得文字“残缺不全”。但是，有这样一部著作，豆瓣评价人数近千，评分高达9.0，被读者赞誉为“这种尺度只能是内部读物。”“了解1944-1950这段历史，只读这一本书就够了。”这本“神作”就是《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作者吕迅。本书以国际政治与历史的视野，提出了这样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如何影响了中国内战？1946-1949这场中国内战，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在整个世界史、及当代国际政治格局中，都是一件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大事。解放军为什么能够战胜人数更多、装备更精良的国民党军队？以往的很多研究都指向了民心、土地改革、人民战争，以及国民政府的腐败，这些结论当然有道理，但这些因素似乎还不能构成、决定一场全世界人口最多国家的、超大规模战争的胜败关键。▲淮海战役中在车站等车的国军部队《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从美苏博弈的国际政治视野出发，从更宏观的角度，为我们拨开迷雾，以美、苏、中三方第一手档案资料，还原了诸多影响这场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诸如：·

如果只选一套哲学通识我推荐杜兰特文：陈嘉映

1862年，太平天国还没有灭亡，马克思已经对太平天国完全失望了。在他的《中国纪事》一文中，马克思毫不容情地斥责道：“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实际上，太平天国战争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悲剧，它持续之长，规模之大，损失之惨，影响之远，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史无前列的。单就人口损失，以及双方的残酷性和破坏性来说，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即使是动用了包括原子弹在内的现代化装备，战场遍及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很难与其匹敌。太平军掀起的狂飙席卷所及，庐舍为墟，遍地瓦砾。狂飙过去许多年后，依然是满目疮痍，残破萧条，一片凄凉。人烟稠密的长江中下游流域，因地处风暴中心，为太平军和清军往复争夺烧杀之区，更是一片劫灰，生灵涂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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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的首领原来想在长江一带应该有好几年的预备工作，然后可以起事。但四川、湖北、湖南争路的风潮扩大以后，他们就决定在辛亥年（宣统三年，1911年）秋天起事。发难的日期原定旧历八月十五日，后因预备不足，改迟十天。却在八月十八日，革命党的机关被巡捕破获，党人名册也被搜去。于是仓促之间定八月十九即阳历十月十日起事。辛亥武昌起义的领袖是新军的下级军官熊秉坤。他率队直入武昌，进攻总督衙门。总督瑞澂当即不抵抗出逃，新军统制张彪也跟他逃，于是武昌文武官吏均弃城逃走，武昌便为革命军所据。革命分子临时强迫官阶较高，声望较好的黎元洪做革命的都督。武昌起义以后，一个月之内，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安徽、江苏、贵州、浙江、广西、福建、广东、山东十三省相继宣布独立，并且没有一个地方发生激烈的战争。清政府的灭亡，不是革命军以军力打倒的，是清朝自己瓦解的。各独立省选派代表，制定临时约法，并公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的临时总统。我们这个古老的帝国，忽然变为民国了。清政府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请袁世凯出来挽回大局。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办法是不会生效的。袁世凯替清室谋得的不过是退位以后的优待条件，为自己窃得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总统的地位。辛亥革命打倒了清政府，这是革命唯一的成绩。清政府打倒了以后，我们固然扫除了一种民族复兴的障碍，但是等到我们要建设新国家的时候，我们又与民族内在的各种障碍对面了。以上节选自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过去很多年，但凡要我推荐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书目，我都没有忘记推荐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不仅因为这本小册子只有几万字，文字清新优美，叙事明白流畅，而且因为蒋廷黻在这本书中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近代史。我们可以不完全认同他的分析，但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讲述有助于重新认识近代中国，重新理解一个国家曾经走过的路。1938年春，蒋廷黻结束了两年驻苏联大使任期。一个闲暇时间段，使他有机会表达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的整体看法。他那时住在汉口，身边并没有多少图书，但是他的写作念头却越来越强烈，抑制不住。于是他在没有多少参考书的情形下，几乎完全凭着记忆，一鼓作气写完了这部《中国近代史》，表达了他对之前整整一百年历史的系统看法，为当时正在进行的中日战争提供了一个全新观察视角和思考方向。即便今天读来，依然觉得清风扑面，有大梦初醒般的震动。这本小书，蒋廷黻自谦是一个初步报告，却被何炳棣评价道：“半个世纪以来，又有几本近代史著作超过了它？当今专为获奖的‘皇皇巨著’，通通加起来也不及这本书的分量。”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叙事与我们今天所接触的近代史有着很大不同，他没有像后来的学者那样悲情叙事，讲述一个国家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沉沦的遭遇，而是从世界大势，以全球眼光讲述中国现代化的发生、发展的历史。我们现在当然不能说蒋廷黻的见识一定比“半殖民地半封建说”高明，但也很显然，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叙事证实了历史学是一门主观性最强的学问，历史学不仅需要勤奋，而且需要天才，需要不一样的解读。历史的魅力在于历史学家凭借自己的智慧常说常新，在于从历史经验为大众提供启示。可是，有很长时间，蒋廷黻这些观点受到严厉批判，直至结束了十年梦魇，大梦初醒，重新开始，学术界像发现新大陆一样重新关注了蒋廷黻和他的《中国近代史》。只是，由于历史条件限制，自从1987年岳麓书社大陆重印第一版，直至十年后1996年民国学术经典文库版，又过十年2006年江苏教育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团结出版社等多种版本，其实都悄悄删掉了一些重要内容。其实，按照蒋廷黻所传承的新史学历史观，新史学就是要参与历史创造，而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录和研究。如此删除，恰恰删掉了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灵魂，删掉了作者所要表达的真意思。好在名著何时读到都不算晚，在中华书局的努力下，今天终于让读者有机会看到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全貌，算不上惊喜，但也多少折射了中国社会的曲折与进步。中华书局版《中国近代史》是迄今最全本，只是所有删而未删之处，都用了空格□□，很容易就可“完形填空”。而《蒋廷黻回忆录》在大陆更是难见，是先知书店独家书。感兴趣的书友，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蒋先生这本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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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最扬眉吐气时，就是进汉中王；为何转眼就发生孙权背后捅刀、国运急转直下？白帝城托孤，蜀汉难以继续穷兵黩武，诸葛亮为何以生死之地连年北伐？三国通俗小说、专业作品、影视剧多如牛毛，对这段历史也多从军事斗法、权谋层面解读。而有一部如同“隐世高手”的作品，一位三国铁粉说：研习三国史多年，读过的三国史书有数十部之多，然而此刻才算看到第一部具有深刻独到见解的蜀汉历史……它就是《大汉帝国在巴蜀》，书名不上台面，实则内力深厚：把历来权谋、军事分析提升一个层次，以政治视角重新审视蜀汉兴衰——政治常常隐于幕后，推动历史进程——而这正是诸多三国作品缺失的。作者饶胜文，不讲空话、套话的资深军事地理学者，分析问题能从政治合法性、战略、战术等不同层面启人心智；分析蜀汉重要决策，能运用军事地理专业素养；分析政治问题，能看到很多别人所不注意的问题：·

Ischl）的铁轨和火车站大楼之间，那里过去曾经有一大片空地，六十年前，在这样的季节我习惯在夜班火车驶向维也纳之前散散步。

假使我们是甲午到戊戌那个时代的人，眼看见我国的国家被小小的日本打败了，打败了以后又要割地赔款，我们还不激昂慷慨想要救国吗？又假使我们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新知识新技术都没有，所能作的仅八股文章，所读过的书，仅中国的经史，我们救国方案还不是离不开我们的经典，免不了作些空泛而动听的文章？假使正在这个时候，我们中间出了一个人提出一个伟大的方案，既合乎古训，又适宜时局，其文章是我们所佩服的，其论调正合乎我们的胃口，那我们还不拥护他吗？康有为就是这时代中的这样的人。康有为是广东南海县人，生在咸丰五年，一八五五年，比孙中山先生大十一岁。他家好几代都是读书人。他的家教和他的先生朱九江给他的教训，除预备他能应考试、取科名外，特别注重中国政治制度的沿革及一般所谓经世致用之学。他不懂任何外国文字，在戊戌以前，也没有到外国去过。但他到过香港、上海，看见西洋人地方行政的整齐，受了很大的刺激。他觉得这种优美的行政必有文化和思想的背景和源泉。可惜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讨论西洋政治、经济的书籍。康有为所能得的仅江南制造局及教会所译的初级天文、地理、格致、兵法、医药及耶稣教经典一类的书籍。但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能举一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界”。我们已经说过，同光时代李鸿章所领导的自强运动限于物质方面，是很不澈底的。后来梁启超批评他说：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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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韦伯看来，若希望把握一个文明的文化特质，一个便利的方法是首先找到在这个文明当中承担社会整合和文化延续功能的主导社会阶层，常常是这个社会阶层塑造了这个文明的性格。在他于1915年发表的《比较宗教学导论——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一文中，韦伯的以下分析十分集中而明确：儒教是俸禄阶层——具有文书教养且以现世的理性主义为期性格特色者——的身份伦理。……古印度教的担纲者是一个具备文书教养的世系种姓阶层。……佛教的宣扬者是沉潜冥思、拒斥现世、流转四方的托僧。……回教在初期时，是个征服世界之战士——训练有素就的圣战骑士团——的宗教。……犹太教就是个市民的“贱民民族”（Pariavolk)……的宗教。……（基督教）其初现时，乃一游走四方的技匠职工所持的教义……它始终不失其为独具一格的都市的、尤其是市民的宗教。而在《宗教社会学》中，韦伯则以更简洁的语言概括世界诸主要宗教的主要担纲者的人物典型：儒教，维持现世秩序的官僚；印度教，维持现世秩序的巫师；佛教，浪迹世界的托钵僧；伊斯兰教，征服世界的武士；犹太教，流浪的商人；基督教，流浪的职工。基于以上洞见，韦伯认为，以印度教、佛教和儒教为代表的亚洲主要宗教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第一，亚洲主要宗教的世界观中，知识分子特质较为明显。韦伯说，亚洲，特别是印度“是专一地以主智主义态度来奋力求取‘世界观’……的典型国度”。亚洲所有的哲学和救世论所特有的共同前提是知识，知识是通往最高救赎和达到正确行为的唯一途径。不论是印度教的文化担纲者婆罗门、佛教的文革担纲者僧侣，还是儒教的文化担纲者士大夫，其核心角色都是受到系统古典教育，掌握知识，具有书写能力的知识分子。●第二，以知识分子为文化担纲者的文明，往往天然致力于压制武士和商人。韦伯谈到，从印度历史看来，印度的各个社会阶层都受到祭司阶层的规制。“婆罗门至上”在古代印度社会秩序形成之时，曾发挥重大作用，但同样，也将其他社会阶层置于婆罗门的精神力量的笼罩之下，以婆罗门为核心的种姓秩序使整个社会安排定型化，以至于变得僵死不动。佛教本依托于刹帝利阶层，但最终采取了与婆罗门的那种知识分子救赎论更彻底的样态，与印度教竞相攀比智慧灵觉的高度和深度，其实质是走上了与印度教的精神趋向类似的道路。而中国则不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导致的政治早熟，使世俗王权很早便没收了巫师“绝地天通”的权力，而且阻止了祭司阶层的形成。这使知识分子走上了与家产君主制相配合的道路。但与印度相类似，由于中国的文化担纲者也是知识人，这使其文化特质天然倾向于压制武士和商人。这在效果上，使佛教难以发展出足以自我保卫的武士伦理，而趋向于和平主义，儒家则逐步形成以文御武的政治文化。●第三，在亚洲，普罗大众的精神世界，往往固着于对救世主的信仰和巫术崇拜。韦伯指出，在社会下层的无学识大众中，人们天然倾向于救世主和巫术。高贵知识分子的救赎论往往由于过于烦难复杂，使大众不得要领。相反具体的、人格化救世主，和以咒语和仪式为外观的巫术反而能够为他们所把握。而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前现代社会，救世主信仰和巫术在广大农民当中有着广阔的生存空间，难以清除干净。这使得“对于‘活生生的救世主’的皈依，乃是亚洲虔敬心的特征类型”，而在“这样一个将‘世界’之内所有的生活都笼罩在里头的咒术花园里，不会产生出一种理性的实践伦理和生活方法论来。”这导致，一方面，知识分子阶层对普罗大众的救世主信仰和巫术偏好抱有反感，甚至是反对的态度；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与这种汹涌澎湃的思想观念妥协，有时甚至加以利用。佛教的发展史，恰恰表现出由原始佛教时期知识分子的救赎论逐步转向大乘佛教和密教向民间救世主信仰和巫术咒语妥协的过程。儒家士大夫则容忍了民间的祖先崇拜，也部分放任了包含巫术性内容的道教和佛教在民间的发展。在韦伯看来，现代社会不仅仅是建立在工商业发展和城市化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建立在与之相得益彰的世俗、科学、理性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基础上。这种生活方式的核心特点是对于宗教灵魅，特别是巫术的祛除，以至于达到生活世界理性化的状态。宗教社会学中，韦伯的研究举足轻重，尤其在比较宗教社会学方面的学术水准，其奠基地位举世公认。虽然韦伯的社会学研究生涯是以经济领域的省思为起点，如果以我们所知的韦伯作品为判断依据，则宗教社会学是其晚年的研究中心所在。韦伯的研究重点首在宗教行为对于伦理与经济的影响，其次则在于对政治与教育的影响。尽管学术界对韦伯宗教社会学思想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其学术思想直到今天影响力仍然极为深远。可以说，韦伯的相关著作是宗教社会学的必读书。他的书不仅具有相当多的真知灼见，更主要的是深度开拓了我们看待世界的一个重要维度。北游特别推荐“韦伯宗教社会学”四书：《中国的宗教》《印度的宗教》《古犹太教》《宗教社会学》。四本书着眼于宗教与社会其他层面、理念与利益在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上究竟有着什么样的互动关系，在种种互动关系下呈现出怎样的理性内涵。这套书为读者展现了世界文明发展的一条不容忽视的重要线索，值得反复研读。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韦伯作品集）。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城邦动物”。人类必然群居，政治也就必然不可或缺。政治的中坚力量——政治家，决定着政治的好坏，也决定着社会的未来。因此，政治家该具备优秀素养，就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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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让许多人泪流满面的书，据说，俞敏洪看完本书痛哭流涕。本书出版后，作者收到数百封来信，几位来信读者已经90多岁，他们老泪纵横追忆当年往事，那虽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时代，但也是一个令人怀念的有骨气的时代。它就是在台湾出版后好评如潮，三联书店引进后，又在大陆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的《巨流河》。●从东北到台湾，埋藏一个世纪的两岸悲伤对大陆读者来说，《巨流河》是一种极为少有的阅读体验，因为大陆少有人这样讲历史。作者以女性的亲历者角度，从东北家乡的巨流河畔开始，历经九一八开启的十四年抗战，在日军炮火中辗转大半个中国；又在国共内战的硝烟中，从大陆漂流到台湾的哑口海。表面上，它是一本个人回忆录，作者用记录自己一生的文字，细细咀嚼着那个时代。实际上，它还包含两个更大的主题：中国近代史上的国破山河在，和二战后台湾的经济起飞。作者用最细腻的文字，记述着一个最悲壮的时代，纵贯百年、横跨两岸的历史变迁，和埋藏其中的国人苦难、悲伤，及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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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时代，我们上过的必修课都有哪些？语文，英语，高数，思政？但是从来没有一门必修课叫“逻辑学”，专业学这个的另当别论。然而，在上个世纪上半叶，逻辑学是很多大学乃至中学的必修课。后来，一度曲折，逻辑课在中国经历了一个消亡的过程。▲金岳霖先生前三十年，著名逻辑学大师金岳霖曾为逻辑学说了几句辩护的话，便遭批检讨道：“自从集中学习了《实践论》，我认识到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哲学，是真理。”70年代末，逻辑学在中国短暂复苏，但80年代末，再度形同虚设。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今日，也没有太大变化。人可以不上逻辑课，但不能没有逻辑，没有逻辑就变成了“糊涂蛋”。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逻辑难得，不上逻辑课，我们又从哪获得良好的逻辑思考？此时，为中国带来逻辑思考的标志性人物，殷海光先生，就不得不提。殷海光先生，是上世纪在台湾与胡适齐名的领军人物，台湾现代逻辑学的开创者。他一生最痛恨用固化的意识形态代替正常逻辑。殷海光曾是金岳霖的学生，后来，金岳霖留在了大陆，殷海光则把逻辑学带到了台湾，他在台湾大学任教后，便致力于向民间播撒逻辑种子，用逻辑揭破蒋当局“用一切光明的字眼”包装起来的政治宣言。▲殷海光先生据其学生林毓生回忆：“殷先生在他的逻辑课上，常常拿生活上的具体实例来说明逻辑的规则，有时也拿官方的政策、文告来说明其不合逻辑之处。这样的方式，使他的课程变成让头脑不受当局散布的愚昧与虚伪所蒙骗的利器。殷先生讲课时，非常有条理，隽语如珠，灵光闪闪。”生活在当时的台湾，大家都深感压抑。在这样的环境中，殷先生的课程，带来一股新鲜的空气，深具魅力，非常吸引人。他也因此被称为台湾自由主义开山之人。然而，殷海光壮年患癌，去世时年仅50岁，这是中国逻辑学的一大损失。生前，他将多年从事逻辑教学和研究的思想结晶，写在《逻辑新引：怎样辨别是非》一书中。可以说，这本书不仅把逻辑学讲得通俗易懂，还阐述了日常大众常犯的逻辑谬误，在今天逻辑学重新缺席课堂的现状下，是一本不可不看的思维百科全书。有人说，这个社会最缺失的是常识，但逻辑比常识更稀缺，也更来之不易。常识是对现实某一时段的揭示，逻辑则是现实背后的永恒规律；常识更多的是知识，逻辑则是一种思维。正如殷海光先生所说：“人，究竟是生活在经验中的东西，而抽象的思想（即逻辑）是要靠努力训练才能得到的。”今天，社会需要逻辑，人们需要逻辑，而普遍的教育，是能最快、覆盖率最广地改变一代人的方式。但在它仍然缺席课堂的情况下，殷海光先生的这本思想遗作《逻辑新引：怎样辨别是非》越显得珍贵。每一个有智识、有思考力的人都应该珍惜逻辑、传播逻辑。北游诚挚推荐本书，希望每一个热爱逻辑的人都能读懂它。感兴趣的书友，识别图中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鲁迅曾说，中国有两个时代，一个是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谢天佑先生的《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一书，就是从历史的角度呼应鲁迅先生，精彩地概括了几千年中国古代史的这一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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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和美国人跑到我们家里打仗，我们19岁的姑娘爱上了中国的士兵，他不但拒绝我们的姑娘，还把姑娘送的袜套和绣花手帕上交。好战士应该去冲锋陷阵，拒绝一个弱女子的爱情，有什么值得赞美的？”

有人做过估算，一个人一生能阅读的书不会超过3000本，值得收藏的不足1000本。若论非读不可的经典好书，可能不超过100本。再具体到某一领域，值得反复细读的就屈指可数了。因此，在琳琅满目的图书市场中，如何挑选出最值得收藏的经典好书，就成为了读书的头等大事。历史学家何炳棣曾提出过“三个一流”，作为甄选好书的标准：第一，回答了一流的根问题。如孟德斯鸠回答了“限政法治如何成为可能”这一人类政治的根问题。第二，提出一流的新观点。如亚当·斯密提出了“分工贸易让人类更幸福”的观点，现代经济学由此诞生。第三，与一流的思想家对话。如哈耶克，继承并发展了休谟、康德、达尔文等先哲的思想精华，将有限理性扩充到了人类社会研究。因此，《论法的精神》《国富论》《通往奴役之路》成了传世经典，被知识界争相引用，成为社科爱好者的案头必备。事实上，很多现代作品也达到了同样的标准，但出于种种原因，至今只在国外享有盛名，国人鲜有了解。威廉•鲍莫尔《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一本具备“三个一流”的当代经典。▌经济如何持续增长——追问、回答了经济学的“元问题”在当下，大多数经济学家争论得最激烈的课题，如三驾马车、产业政策、最低工资、出口/进口额度、贸易保护，其实都是经济学的枝蔓问题。事实上，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一直只有一个——“如何使经济持续增长”。斯密的《国富论》始于此问题，现代文明的核心特质也源于此问题，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甚至断言：“一旦人们开始思考经济增长的问题，就无暇他顾”。▲罗伯特·卢卡斯《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一书，正如其副标题——“增长与繁荣的经济学”所昭示的，本书并没有研究经济学的末流问题，而是探究了“一个国家或时代的经济，为何会出现增长或停滞？”这一经济学的元问题。▌资本主义有四种类型，好的只有一个——提出了全新的资本主义分类谈到资本主义，多数人的头脑都被一些陈词滥调所左右：有人说，资本主义是封建主义和“高级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有人说，资本主义是西方特有的秩序，其他文明无法适应；还有人坚信，资本主义都是资本家压榨打工人的秩序，最终必然因两级分化、经济危机而彻底灭亡……《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一书，打破了“历史阶段论”、“西方必然论”、“全然优越论”等局限，以“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形态”为依据，创造性地将所有资本主义分为四类：●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伊莎贝拉：西班牙女王●寡头型资本主义▲别列佐夫斯基：俄罗斯已故金融寡头●大企业型资本主义●企业家型资本主义而这四种类型中，除了企业家型资本主义，其他的都是坏资本主义。平等的产权保护，开放的市场环境，使企业家成为增长的主体，创新成为利润的主要来源，这种企业家型资本主义才是长时间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唯一类型。其典型代表就是美国，及其遥遥领先的硅谷信息产业。书中还大胆定义，所谓“发展中国家”，不是指低收入国家，而是指“产权缺少保护、国家导向错误、企业家精神无法发挥”的国家。正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贫穷是长期的；而发达国家人人都可以成为企业家，富裕还会一直持续。▌熊彼特、诺斯、杨小凯——站在诺奖大师的肩上透视未来思想家之间的对话，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达尔文站在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肩上，发现了生命演化的规律；哈耶克站在休谟、康德的肩上，意识到了人类理性的有限性、社会的不可计算性。从上世纪开始，经济学家熊彼特，诺奖得主诺斯，还有英年早逝的杨小凯，就开始从“企业家和创新、产权保护、文明秩序”等角度研究资本主义。这本《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正是站在这些思想大师的肩膀上，发现了“创新型资本主义”之于经济发展、文明兴衰的重要性。

长久以来，人们对经济学家总有一个执念，那就是“准确地预言未来”。作为20世纪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哈耶克，不但准确地预言了苏联的灭亡，他在生前还做出了另一个在当时被人百般嘲讽的预言，那就是：“货币的非国家化”。英国作家贝洛克曾说：“谁控制了财富生产，谁就控制了人类”。毋庸置疑，财富是由每一个诚实劳动、公平交易的人，在市场中创造出来的。但是，几千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上充斥着贪婪的奴隶主、偷抢拐骗的罪犯、巧取豪夺的官僚……为了保护个人的财产，免遭他人控制，人类建立了限制权力、遵守契约的现代政治秩序。但仍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手段长期被人忽视：铸币权。从东方的汉武帝到西方的英国国王，从两千年前的王莽，到两千年后民国，直到最近的拉美各国，只要铸币权被垄断，政府就绝不可能抑制住超发货币的冲动。而且百姓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无论“法币”贬值得多么厉害，他们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财产被稀释、被掠夺，直到通货膨胀引发经济萧条、压垮整个国家。但即使如此，长期以来，国家垄断铸币权的现象，仍被人们视为“天经地义”。直到哈耶克在晚年的最后思考，终于打破这个“神话”。晚年的哈耶克对人类的前途无比的悲观。他认为：个人自由正在灭失，因为乌托邦主义的冲动永存于人性之中，狂妄而短视的人类渴望建立“人间天国”，他们总是拥抱那些承诺“包办一切”的强权政治，甚至为此愿意牺牲个人的自由和责任。他通过分析历史上多次大萧条、大通胀、大失业，哈耶克发现了“铸币权被垄断”与“通往奴役之路”的隐秘关系：一旦赋予“法币”不可撼动的正当性，个人就无可避免地“在冠冕堂皇的旗号下被剥削”，“无论多低的通货膨胀，都会积累成全局性的大灾难”。如何破除“通货膨胀—经济危机—大规模失业—个人自由被剥夺”的周期性诅咒？哈耶克说，“首先要使个人免于滥发货币的强制剥削，破除对铸币权的垄断”。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再次凸显“货币刺激”的危害，也证明了哈耶克“货币非国家化”的先见之明。哈耶克主张，货币的使命应该回归个人自由本身：只有铸币权真正掌握在私人机构手中，个人自由才可能得到最大保障。自由市场的本质是自愿、开放、竞争，人们在市场中的博弈是长期的、反复的。因此，私企发行的货币会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公民可以根据该企业的信誉、币值的稳定程度来自愿选择。就像其他普通商品一样：一家私企发行的货币，如果没了信用、失去购买力，人们便会毫不客气地抛弃它，改用其他私企发行的货币。其实，市场与货币的历史比国家久远得多，货币在产生之初，本来就是以私人信用自由竞争的（例如毫不起眼的贝壳也可以充当货币）；所谓“通货膨胀”，恰恰是国家垄断了货币发行之后才产生的。哈耶克主张，货币的使命应该回归个人自由本身：对货币信用的选择自由，不仅是个人经济自由的切实保证，而且是制止通货膨胀、经济持续增长的不二法门。这一天才的洞见无疑是石破天惊的，它几乎颠覆了迄今所有关于货币的“正统”观念，也成就了哈耶克最后一部经济学著作——《货币的非国家化》。在该书出版前，哈耶克通常被视为反凯恩斯主义的斗士。但在此书出版后，人们认识到，由于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哈耶克不仅是乌托邦主义的掘墓人，也为人类未来的自由画出了一张蓝图。如今他的最后预言也正在被一步步验证——在今天，区块链技术的诞生和比特币等数字货币的兴起，不断挑战政府垄断的法币体系，已经见证了哈耶克的远见卓识。美国经济学教授杰夫里·伍德说：“哈耶克的《货币的非国家化》要把政治上的不可能，变成我们可以把握的可能。”近年来，本书也成为区块链领域的热门书籍，在最高点时，二手书价格曾高达千元。为此北游力荐《货币的非国家化》独家珍藏版售价69元。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购买收藏先知书店独家书《货币的非国家化》（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哈耶克作品集”）：点击

历史学家高华生前最后一篇文章，就是推荐我们读他。在台湾，王鼎钧的名字家喻户晓、无人不知，被台湾媒体称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鼎公已97岁高龄，人到晚年，耗尽17年，完成四册大书：《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写尽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抗战时期，王鼎钧先后在日军占领区，和抗战大后方生活；内战时期，他成了国民党宪兵，看见了国民党最巅峰状态，后来沦为了解放军俘虏，在解放区生活；1949年后，他来到台湾。鼎公说，“我的经历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叫我做个见证。”抗战、流亡、内战、白色恐怖……这四部回忆录脉络清晰，藉个人离乱的遭遇显现火焰山似的动荡年代，读来仿佛章回小说，精彩故事一个连接一个——这，其实是耄耋之年的鼎公，用自己的青春与血泪换来的！难得的是，鼎公并未将回忆录写成自己的血泪控诉，而是以文学的求美、史学的求真、哲学的求解，将血泪化成明珠，不见煽情，不见呐喊，平心静气，却有史诗般的壮阔和触及灵魂的力量。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说，“这部书，简直是可遇不可求。我们当即决定加入版权竞争。同时，我承诺，尽最大努力保持作品原貌不变。”这才有了这套书的大陆版。幸！鼎公说：北京三联推出这一套回忆录的简体字版，中国大陆上的爱书人热情很高，出乎我意料之外。再想一想，也在意料之中，大陆上的读者对书中一切很陌生，容易接受新内容输入。作家林达说：王鼎钧是我最喜欢的中文作家。鼎公的四部回忆录在大陆出版，是读者的一件幸事。在知道北京三联已经出了鼎公四本一套回忆录之后，我还是花更高的书费从台湾买了一套。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北京三联不可能出全本，一定有删节。直到纽约一个和鼎公熟悉的朋友告诉我，“三联版一字未删”，我半信半疑地，还是信了。陈丹青：最近天天读台湾旅美散文家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好看极了，生怕读完。席慕蓉：谁在告诉我们真话，谁在告诉我们每个人真实的心理所受到的伤害，那大概只有王鼎钧这4本书。鼎公一点一滴地把“历史上最大的骗局”给我们解开。我们不能够明白的问题，父母不能讲的场景，都在他的书里出来。亮轩：《昨天的云》，写他的童年和家乡。《怒目少年》，写他抗战逃难的初期。《关山夺路》，写国共内战，所见所闻，所受到的刺激，精彩绝伦，你才知道什么叫国共战争。我们都人云亦云了一辈子，读到王鼎钧才算打开我们的眼睛。《文学江湖》写他在台湾被特务折磨的经历，我们才知道什么叫白色恐怖。各位，教科书都扔了吧，好好读王鼎钧的回忆录，比什么书都有用。为此，北游诚挚推荐“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随着那一代人远去，类似的回忆录以后不可能再有，鼎公的这份记录是极为稀缺的。如果相信历史是有价值的，不妨读一读这位百岁老人的书，别人吃过的盐，走过的桥，对我们不无禆益。●最真实的历史：融合微观的自传和宏大的历史变迁，没有枯燥的说教，只有个人活生生的经历。这样的文字，别处看不到。●经典稀缺：大陆非常缺少这类完整记录中国现代史且文笔绝佳的作品，数次上架，数次断货，口碑极佳。力荐你读读这套书，感兴趣的书友，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打假”佛教：看看佛教最初的样子

·历史上的所有乌托邦都以惨烈的失败告终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当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时，正处于民族主义、乌托邦主义横行世界的时代。乌托邦主义向人们许诺了最美好的未来：全能的政府、充分的福利、平等的社会……

每种思想都有它形成的背景，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将个人——而不是群体——视为社会的基础，这正是自由主义兴起时的积极意义，其目的是要推翻将人牢牢捆死在一个等级里的制度，把个人从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大进步，它赋予了个人极大的自由和权利，但与此同时，也要求个人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与义务，这两方面缺一不可。▌个人是社会的基础

认知是分层次的，超越自己的认知强行去理解一个复杂的现实世界，可能未必是好事，对我也未必是好事，所以，需要设一个门槛，认知比较简单的人，文艺气息比较浓厚的人，看前部分免费的就够了，后面的内容对你们没有任何价值，不用付费看了。

乔治·吉尔德，一个大部分中国人都很陌生的名字。不过，在欧美，他可是鼎鼎大名的未来学家、经济学家，被誉为“数字时代的三大思想家”之一。他的著作曾引起过全世界的共鸣。在美国，他的名气大得不得了：福布斯媒体集团董事长史蒂夫·福布斯、白宫前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斯考森、PayPal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等一众大佬都从他的著作中获益；就连美国前总统里根，也是他的忠实读者，里根在世时，引用最多的作家，就是乔治·吉尔德。在国内，著名的科普作家万维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曙光、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深圳报业集团资深编辑胡洪侠、财经作家吴晨等知名学者、企业家和媒体人，都是他的粉丝。最近，这位美国顶级未来学家又出新书了，国内外大佬纷纷鼎力推荐。因为这本新书不仅颠覆了主流的经济学、政治学等理论，更洞察了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与演变逻辑。这本书就是《后资本主义生活》。乍一听书名，可能会让普通读者有点懵。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书中提出的四大超级反“常识”的洞察，恰恰是社会与经济剧变的当下与每个人直接相关的东西。简单来说，这四个反“常识”的洞察就是：1.财富就是知识；2.增长就是学习；3.货币就是时间；4.信息就是意外。乍一看起来，恐怕有人会更疑惑了：这是不是全都说反了呀？然而并不是。吉尔德的颠覆之处就在于此，他用更最简洁、最精确的表述，重新定义了那些被奉为主流或进入教科书的观念，让人们看到现代社会经济运行的真实逻辑，将被颠倒的真相，再次颠倒过来。如果把吉尔德的洞察当成哗众取宠，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让我们简单转译一下，也许你就会豁然开朗：1.财富的本质是知识；2.增长的动力是学习；3.货币是固定的、标准化的时间，时间才是最稀缺的货币；4.已知事件之外的信息才有价值，管控遮蔽了信息的价值。围绕这四个真相，吉尔德在《后资本主义生活》一书中，用一系列真实数据和理论推导，重新探讨了财富、增长、认知、社会运行逻辑等话题，给出了几乎全部反“常识”的观点，而这些恰恰是经济社会剧变的当下，与每个人直接相关的东西。

只有引进一个非常强大的第三方来强迫所有人遵守约定，如果有人不遵守就会被这个强大的第三方弄死。在霍布斯看来，口是心非、狡诈阴险的人类唯有出于对强大武力的恐惧感，才会真正做到信守约定。

一个国家最大敌人不是他国，而是愚昧。为什么这么说？从下面的分析中，应该可以很清楚地明白这个道理：-1-有形之敌与无形之敌90年前的1930年，有一个著名的学案，叫梁胡之争。争论的俩人是两位著名学者梁漱溟和胡适，争论的主题是：中国最大的敌人是谁？1930年7月，梁漱溟致信胡适，质问胡适：“大家公认中国的第一大仇敌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封建军阀。您却认为不是，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有什么道理。”可见九十年前的中国，包括学界都公认中国最大的敌人是列强。但胡适却认为不是。胡适沉痛地回答梁漱溟说：“什么都归结于帝国主义，张献忠洪秀全又归咎于谁？鸦片固由外国引进，为何世界上长进民族不蒙其害？今日满天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帝国主义强迫我们种的？帝国主义扣关门，为何日本藉此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强国？”胡适越过有形之敌，看到的是无形之敌，可谓透过现实看到本质。周作人曾惊叹说：日本摹仿中国文化，却能唐朝不取太监、宋朝不取缠足、明朝不取八股、清朝不取鸦片。俗话说，能够打败你的永远是自己。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它最大的敌人不是他国，而是自身的问题。胡适第一次跳出现象看到了本质，揭示了国家最大的敌人是贫穷、愚昧、贪污。阻碍中国强大的从来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历史上是贫穷阻止多数人接受良好的教育，无法使人口优势转化为优质人力资源。日本是全世界人均自然资源最少的国家之一，但它通过对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的大投入，成为全世界人力资源最充沛的大国，成为亚洲最大的诺贝尔奖大户，自己也站在世界科技产业之巅。是愚昧让人丧失逻辑思考能力，不能正确的看待世界，从而人云亦云形成错误的共识，不经思考造成集体盲动，越是关键时刻越不能做出正确抉择，一步步推动国家误入歧途。-2-爱国需要理性，防人莫若自强国家最大的敌人是愚昧。正因为愚昧，认为国家最大的敌人是他国。于是在手机上常常看到，个别人一讲到这个国家，打！讲那个国家，也是打！在这个别人眼里，仿佛不是朋友遍天下，而是仇敌遍地球。仿佛让所有人恨，才是成功。2012年9月15日，热血爱国青年蔡洋盗取路边摩托车U型锁，打砸日系车辆，猛击车主李建利头部，击穿头骨致其重伤，落下终生重度残疾。蔡洋没有接受高等教育，也许情有可原。但当一位中科院博士、自诩爱国的大学教授赵某，建议在中国的四川盆地和喜马拉雅山打一个深洞，放入千枚核弹，引爆地球，让人类和地球都走向毁灭时，这种反人类的疯狂让人胆颤心惊，后背发凉。这些人动辄毁天灭地，让人类走向毁灭，视同胞的生命如草芥，多大的愚昧让他无比自信到明明自己已经在反人类，但他认为自己热爱国家。最近越南发展迅猛，有一种舆论是，小心越南成为未来的心头大患。一百多年前，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在担忧，日本会不会成为中国的心头大患。但如果想一想，只要自己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国家自然就会越来越强大，又何来担心这个是心头大患那个是心头大患呢？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本可以让敌国德国和日本持续衰落贫穷，但它反其道而行之，丝毫不担心当年的敌国德国和日本的崛起，也不担心原来的日不落帝国英国的国力恢复。美国推出马歇尔计划，花巨资帮助欧洲经济复兴，在亚洲也是帮助日本重建经济。日本本是二战的失败国，但鬼使神差成为二战后的赢家，经济高速发展，国民生活迅速改善，甚至在很多领域超过美国。就像一个人一样，最大的敌人是自己，能够打垮你的永远是自己。一个国家何尝不是如此。如果近现代中国没有晚清统治者争权夺利，没有军阀混战挟洋自重，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哪里又有让日本侵华的机会？一个国家只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不让既得利益集团阻碍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又何惧他国崛起？崛起的他国为什么一定是敌人而不是朋友？曾经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提出过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3-国家最大的敌人，是愚昧和僵化德国两次挑战英国，不惜发动两次世界大战，都以战败告终。前苏联曾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但最终折戟沉沙。但只要头脑清醒，有着基本的逻辑常识，就会知道，即使强敌环伺，每一个失败国家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他国。如果强敌环伺就是国家失败的理由，当代以色列早就从地图上被阿拉伯世界抹去。德国最大的敌人不是他国，而是法西斯、希特勒。苏联最大的敌人不是资本主义帝国，而是它的愚昧和僵化。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表面的强大是它的经济总量和军事实力，而它真正的强大，是自由和创新，不断引发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革命。从计算机到互联网，每一次都引领人类走进新领域。国家最大的敌人是国内阻碍国家发展和进步的力量。愚昧者总将自己的失败归因别人。于是用你死我活的对抗思维看待问题，用敌对破坏的招术对待他国。结果导致国家间信任缺失，朋友越来越少敌人越来越多，被排斥于主流世界之外，严重时还会遭到群殴。唐朝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写道：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阻碍一个国家强盛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当大多数人都习惯从外部去寻找原因的时候，最终只能是在歧路上越走越远。而从内部的剖析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刻的时候，才有可能拥有文明与繁荣的土壤。曾经，鲁迅、柏杨等学者对国民性格的洞悉，正是在从内部探究中国问题的本质——责备自己应该往深处责备，才能揭示劣根，剪除劣根。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将滋养着“国民性”的树根揪出来，不断追问下去。比如以下种种我们常见，却很少“刨根问底”的问题：·

01.年轻、真诚与单纯的年代与枯燥沉闷压抑的氛围相比，从十年浩劫中苏醒，从混沌迷茫中回归人性，迎来百花齐放的1980年代，堪比诸子百家的先秦与大师辈出的民国，虽然短暂如昙花一现，但留给人们美好的记忆和永远的怀念。因为短暂，所以今天的人们每每念及，无不唏嘘慨叹。1979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应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到美国进行九天的正式访问。访美期间，74岁高龄的邓小平参加了80多场活动。当时，美国多家媒体将邓小平访美形容为“刮起了邓旋风”。邓小平访美从此，中国步入80年代！1980年代，是一个烟火与诗情迸发的年代，是一个开放包容，充满情怀的年代，一个思想自由百花争艳的年代。

人们自由选择的多寡，是我个人用以判断一个社会文明与否的标准。一个社会中，人们选择的机会和渠道越多，这个社会就越文明。反过来也成立，一个社会越文明，提供给人自由选择的机会和渠...

一2012年，我成了秦晖老师的博士后。博士毕业之前，一位与我在微博上相互关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建议我到北京做他的博士后，我非常高兴。因为辽西地域所限，可以交流的人和好的图书馆不多。然而临到报名的时候，社科院的行政人员打来电话，说我年龄超了一个月，不符合报名条件。而且态度坚决，没有丝毫商量余地。北京的一位朋友问我：“你还想跟谁做博士后，我也许可以帮你联系一下？”我说：“那你能不能联系一下秦晖先生？”秦晖是我最喜欢的学者，甚至可以去掉“之一”两字。我很早以前就读过他的一本书——《问题与主义》。很多人都对书商攒的书另眼相看，然而对当时身为地级市银行职员的我来说，如果没有这本书，可能根本不知道有秦晖这样一个人。这本书像一把锤子，敲碎了我头脑中的很多“常识”与“定势”。从这本书开始，我又陆陆续续看了秦晖的其他作品，包括他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长文，我头脑中原本的知识结构受到巨大冲击。读罢这些东西，秦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个颇有几分英雄气的人。或者说，他就是《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只有他有足够的清澈和“天真”说出石破天惊的话。所以我说出的第一个名字，就是秦晖。朋友说，秦晖老师从来没招过博士后，不过我可以帮你问一下。朋友的面子大，寄去我的博士论文后不久，秦老师回复表示同意。由此他成了我的“合作导师”，我成了他招的第一个博士后。二余虽不敏，然而非常幸运，我的几位老师，比如正式师从的葛剑雄老师、秦晖老师以及没有正式列入其门墙却对我提携有加的戴逸先生，都是第一流的人物。不过他们个性各不相同。戴逸先生是谦和的长者，清澈善良，一团春风和气，真是所谓的“老辈典型”。葛剑雄老师不但学问渊深，处理实际问题也如庖丁解牛，总能既保持自己的原则，又找到最好的解决角度。而秦晖老师与上两位截然不同。秦晖老师是一个从80年代“穿越”过来的人。为人处事、接人待物，完整地保留着80年代的习惯。在正式入职（博士后算是一个短期工作，而不是如很多人理解的那样是一个学位）前，朋友先带我到秦老师家拜访一次。朋友带了一盒茶叶做“伴手礼”，这是今天的社交惯例。没想到秦老师一见面就说：“我从不收任何礼物。”然后转过身来对我说，“我们既然有师生合作关系，你更不要给我带任何礼物，我们之间的关系保持得纯粹一点好。”我当然只好唯唯。进了秦老师蓝旗营小区的家，更是如同穿越回了过去：装修是几十年前的，不但风格完全落伍，而且多处已经斑驳。室内别无他物，到处都是书，从书架上溢到四处，沙发上，地板上，茶几上，到处是高高低低的一摞摞的书。事实上，以前只是读过秦老师的书，并不了解秦老师这个人。到北京后和朋友聊天，才知道秦晖老师和一般大学教授颇有些不同：他80年代末以来没有申请过任何课题和项目，甚至书出得也很少。他做了近二十年的资深教授，成就众所周知，但是安于教授中的三级，甚至很长时间里没有资格带博士，他也毫不在意。这些在很多人看来是值得为之呼天抢地的天大的事，对他来讲，只是些懒得说的鸡毛蒜皮。几十年来他按照自己的思路和兴趣作研究，毫不为其他因素所动。秦晖老师接人待物有一个特点，没有一句客套话。纪录片制片人夏骏和我聊起，他与秦老师以前见过，有一次开会遇到，他叙了几句旧，秦晖老师却一句也不接，一开口就谈学术。他总结说，秦老师“只有学术思维，没有人际思维”。我记得我们第二次见面，他问我出站后怎么打算，我说如果可能的话，会在北京找个学术机构或者大学落脚吧。他马上表现出紧张的神色，忧心忡忡地说：“哎呀，这可是个麻烦。”秦老师这么聊天，我一时不知道怎么接。三做博士后，甚至读博士，都要帮导师打工干活儿，这似乎已经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常识”。因此很多博士、博士后公然呼导师为“老板”。但是秦老师一开始就开宗明义：“我不需要你帮我做任何事。我对你只有一条要求，来听听我的课就可以了。毕竟师生一场，这样你可以多一点对我的了解。”这其实不必他要求，我正求之不得。读书和听课不同，书写得好，课不见得讲得好，秦老师口才之雄辩却是有名的，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在复旦读博的时候，我就听过一次秦老师的讲座，座无虚席，所有能站人的地方都站满了。整个讲座没有一句废话，直揭问题，深入要害，令我印象极为深刻。因此虽然住得离学校很远，但是有整整一个学期，我一周两次，每次坐地铁一个多小时，去听他讲课。我第一次上课走错了教学楼迟到了，等一走进六教大楼，远远就听到秦老师那中气十足的声音，在楼道里回荡。周一上午同时有十几位老师在六教一楼上课，但只有秦老师一个人的声音，在教室外也听得清清楚楚。第一堂课，我对秦老师的一身打扮印象很深刻：一身黑衣黑裤，斜挎着一个黑挎包。双手插兜，在讲台上随意地走来走去。声音很大，中气十足。秦晖老师不是美男子，五官平常，一目已眇，但是在讲台上，他有一股帅气。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好学生。从中学起，很少专心听课，因为总感觉老师讲得太慢，废话太多，所以经常是只用一只耳朵听课，另一半精力按自己的进度看书。但是秦老师讲课，你没法分神。因为他从头到尾，没有废话，完全是干货，让你一句也舍不得漏掉。用网络语言讲，就是“全程无尿点”。在我的学生生涯中，遇到过两个对三尺讲台最敬重的老师，一个是复旦的姚大力老师，一个是清华的秦晖老师。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学术水平高，准备又极为认真，课程内容极度熟烂于心，思维的逻辑性强，这堂课结尾的一句，下一堂能准确地接上，无论如何旁征博引，都不离主题。但这并不是说秦老师的课讲得枯燥。他在课堂上非常放松，虽然课件做得很认真，但是基本上不用看，也并不完全按照课件的顺序讲。随手抻出一个话题，就可以娓娓不断，引人入胜。也经常会逸出课程主线“信口开河”，想到哪讲到哪，但是这些“离题发挥”的部分，往往都更为精彩。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发自内心地对学生对讲台尊重。书商贺雄飞曾写文章回忆说，有一天，他和秦晖老师等人去拜访李慎之先生，“谈至高兴处，秦先生突然说：‘我今晚七点还要给研究生上课，其时已六点了。’于是急急忙往回赶……紧急跳下车去，连招呼也来不及打，就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校园里冲（清华的校园可是有几路公共汽车的呀）。望着这个清瘦的背影，我禁不住泪眼模糊，多好的先生啊。”并不是所有老师都能做到这样。在复旦读博期间，我遇到很多讲课敷衍的老师。一开始我按着课程表，兴冲冲地跑去听那些著名教授的课，但是大多数时候扫兴而归。因为有些老师只喜欢上讨论课，主要由学生来发言，自己只是回答一下问题。有些老师讲课准备毫不用心，内容混乱敷衍，听得痛苦乏味。甚至有的老师，临时有事取消讲课，却不提前通知，等学生都坐满了才一个电话过来。即使是我自己，用私心去衡量，也感觉上课是一件低效率的浪费精力的事：你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准备、去讲课，其结果也不过是几十人能够听到。如果写成书，读者是几万几十万人，效率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秦晖老师却愿意慷慨地把他的时间和精力贡献给讲台，因此他的课，几乎堂堂爆满，去得晚一点，就没了座位。如果是小教室，过道里总是加满了椅子，坐满了蹭课的人。秦晖老师显然也很享受讲课，讲到逸兴遄飞处，有时甚至会根据内容唱上一段，唱一段现在已经不为人知的“文革”中的冷门歌曲，或者一些地方的民歌。秦老师嗓子一般，但是音准很好。可惜他今天已经准确地“到点退休”，离开正式的三尺讲台了。我发自内心地为清华的学生感到惋惜。四乍一接触，你会以为秦晖老师只是一个严肃的学者，一个典型的“书呆子”。秦老师确实有“书呆子”的一面。他在生活琐事和具体事务上，一贯都心不在焉。比如我听他课的那个学期，他上课前，几乎每次打开电脑弄PPT，电脑都要出现错误，经常鼓捣上老半天，动不动得找学生帮忙。一位学校的行政人员背后嘲笑他，报销的时候经常拿着攒了好久的一堆票据来，各种票据都混在一起，告诉他什么应该在什么时限内报，既记不住也不在乎。对别的老师来讲非常容易变通一下的事，他却怎么也不会弄，报不了抱怨一通就完了。但事实上，他是一个“非典型”书呆子。生活中的秦老师其实是一个非常风趣、有趣的人。比如秦老师酷爱旅行，一有机会就全世界走，虽然眼神不好，但酷爱拍照，用张鸣的说法：“到哪儿都带架破相机，走哪儿拍哪儿，一点讲究都没有，抡起来就咔嚓一下。”秦老师是一个“天上地下无所不通”的人。他和葛剑雄老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吃饭时自始至终滔滔不绝，而且更关键的是无论聊起什么，都非常精彩。特别是在地理方面，秦晖老师的知识令人惊讶。我第一次和秦老师的两个博士一起同秦老师吃饭，不知怎么聊到台湾，秦老师就开始为我们介绍台湾地区历代政区演变，怎么样从三省两省到一省，具体到每一个小岛的历史，如数家珍。其中一个同学是广东人，做的是“大逃港”研究，秦老师又向他介绍广东哪个镇哪个地区逃港的人多，这个同学虽然已经看了几年资料，对这些以前从无所知。讲到秦老师的老家广西，他聊起客家的源流、壮族民族内部的划分、土家族的划分，无不讲得清清楚楚。后来我看过几篇关于秦老师的回忆文章，这些与他相熟的作者无不惊讶于秦老师的地理知识。他在饭局上遇到内蒙古人给人家讲内蒙古，遇到东北人给人家讲东北，遇到法国人给人家讲法国，遇到南非人给人家讲南非，不但都能让这些本地人本国人听得津津有味，而且还能保证很多东西都是他们以前不知道的。当年他在兰州大学和气象专业的研究生住在一起，“他比那些当了多年气象填图员的人更加熟知中国的两千个县市，因此震倒了一票人。”“一次受邀去法国，还没踏上那个他老人家一次都没去过的地方，接待人员就发现，原来他对那个地方，比自己还熟悉。”地理如此熟悉，一个是因为秦老师自幼有一个爱好，喜欢看地图。他说他小时候三四岁还不太认字的时候就迷上了看地图。另一个是他记忆力惊人，过目不忘。因此每每说起某个地方，他脑子里都会呈现出一幅“活地图”。和地理方面的广博相似，在学术上，秦老师也是一个涉猎面非常广，“天上地下”“古今中外”无不研究的人。我们把他在陕西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先后开设过的课程罗列一下就一目了然了：西方近现代史思想史专题、中国古代史(秦汉史）、中国经济史、古典商品经济、计量史学概论、明清关中农村经济与社会、封建社会形态学、农民社会现代化（中、西、俄之比较）、明清史、农民学与中国传统社会、中国社会史专题……从这个课程目录，我们就能看出，秦老师是一个把古今中外打通了的人。说“古”，

在昨天聊特朗普的文章里，我提到“美国的长期利益是打败政治正确，维护美国的立国之本，这才是美国政治最为核心的问题”。有不少读者对此不太了解，也不太理解，在后台提问，到底什么是政治正确？它为何被我视为未来世界的最大威胁？根据何在？于是，有了下面这篇文章来全面回答这部分读者的问题，点击下面蓝字，即可阅读。什么是政治正确？为何它会使美国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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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假”佛教：看看佛教最初的样子

孙中山先生曾说：“世界上有三种人：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不知不觉者”。先知先觉改变一生，后知后觉遗憾一生，不知不觉荒废一生。然而，我们大多数人，对于这个世界的变化总是后知后觉。而当下世界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变化，莫过于新科技与新应用的日新月异。近年随着ChatGPT等新技术的成熟，以智能化为主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比以往更深刻地改变人类社会，智能技术将无孔不入，我们的工作方式、商业模式、社会形态、思维意识都将被重新定义。因此，在这个时代刚刚来临之际，及时全面地理解智能时代，抓住先机，成为先知先觉者，是我们当下最为紧急且重要的一件事。为此，我们特从金观涛、朱嘉明先生主编《赛先生的梦魇：新技术革命二十讲》一书中，提取出这些站在人类文明前沿的学者对“智能时代”的五个深刻认知，以帮助我们认识智能，在大变革时代更好地适应与提升自我价值：1.

思想史上曾经有过数不清的巨擘，真正影响文明的，其实并不多。如果在他们中间再做筛选，康德的名字一定不会少，甚至名列榜首，也无不妥。康德的伟大，不仅在于，他开启了哲学认识论的转向，造就了一场“哥白尼式革命”；也不仅在于，他是哲学史上的蓄水池、里程碑式大家。之前的哲学都流向了康德，之后的哲学都从康德流出；更在于，在一个理性被质疑、自由衰败、道德虚无的时代，他毅然扛起了捍卫三者的大旗，肯定了人的尊严与价值。无论是康德身处的18世纪启蒙时代，还是价值混乱的当下，阅读康德，就是在追问“人是什么”这一永恒主题。一、捍卫理性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理性的动物。和其他生命相比，人因理性而高贵、强大。文明史，特别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真正让人类成为了万物灵长、地球主宰。然而，无论在启蒙时代，还是当今社会。大部分人对理性都陷入了两种极端：一种是理性至上，弃绝直觉和感情，把人与世界视为纯粹的理性计算；一种则是反智主义，对理性嗤之以鼻，拔高感性和迷信的价值，陷入无知无畏的怀疑主义深渊。正是在这个理性遭遇双重危机的时代。康德用一本皇皇巨著《纯粹理性批判》，第一个全面、系统审视了人类的理性。一方面，他认为人一定是理性的。因为我们感知到的世界，实际上是被我们的先天认知形式、认知范畴加工过的世界。比如空间、时间、因果、数学，他们之所以必然存在，是因为我们的认知就这样处理世界。所以人存在理性，是毫无疑问的，自然科学、数学、形而上学的正确性，是无疑的。一方面，他又看到了理性的边界。比如认知形式加工前的“物自体”世界，理性无从知晓；当人试图用理性思考上帝、本质、逻辑、自由等问题的时候，就会陷入左右都对的“二律背反”。所以理性应该在该停止的地方，就停止。这就是康德开启的哥白尼认识论革命。他重置了客观世界与人类认识的前后关系，把世界放入了“理性”的框架中。从此不再有“主体是否能够通过理性认识客体“这样无意义的讨论。康德既捍卫了理性的价值，又为理性划定了边界。无论是对思想史，而是对现代人的认知升级，这种对理性“批判”，都价值深远。二、捍卫自由如果给现代文明只寻找一个价值根基，非“自由”莫属。没有自由，一切其他价值都失去根基；伤害自由，就是伤害一切。然而，科学主义、虚无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下，“人没有自由意志”的呼声越来越高。在现代，脑神经科学、心理学正在把“自由”消解为物质运动、神经元链接；而即便在启蒙时代，反自由、反启蒙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正是在这个自由遭遇危机的时刻，康德用另一部皇皇巨著《实践理性批判》捍卫了自由。康德认为，自然法则统领下的自然世界，一切都是普遍必然的，比如生老病死、物理定律、科学法则，这些是自然规律，没有人可以逃避。然而实践生活领域，所有事情，人都有选择的可能。人可以选择自律的生活，也可以选择不自律的生活；人可以选择道德的生活，也可以选择不道德的生活。在思考领域，更是如此，人可以自由思考不存在的事物，比如金山；也可以思考矛盾的事情，比如白的黑；也可以思考随意拼凑的事情，比如龙和天马。所以说，人一定是自由的。如果说，裴多菲是用“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样动人的诗歌讴歌自由；康德则是用厚重的哲学巨著，为自由正名。捍卫自由，就是捍卫人性与尊严。三、捍卫道德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一样，道德观如此混乱。虚无主义者认为，一切道德都是伪善；相对主义者，消解了一切道德确定性，认为什么价值主张都正确；科学主义者，将道德视为演化的工具，道德只是辅助生存的工具。事实上，不仅当下如此，以“理性”的名义打倒宗教、消解道德的理论，早在启蒙时代也泛滥成灾。正是在这样一个道德危机的时代。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进一步捍卫了道德。他认为，人既然是自由的，是万物的灵长，就必然应该选择道德生活；否则人就成为了只能遵循自然法则的动植物，乃至无生命物的物品。人既然是理性的，是可以思考的生灵，就应该充分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建构道德法则，否则就是放弃了“人之为人”的特殊性。为此，康德提出了著名的“道德律令”，建构了一套完整清晰的道德法则——第一，普遍性法则。道德准则必然适用于所有人,比如不可偷盗，不能只适应于某些人，而应适应于所有人；第二，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比如不可杀人，不是因为杀人带来不好的结果，而是人自身就宝贵；第三，自律而非他律，道德法则不是被动接受的，而是主动承担的。比如不可说谎，不是建立在别人要求，而是自我要求。这就是康德的全新的道德体系——“义务论伦理学”。“义务论”不仅和“目的论”“德性论”构成了三大伦理范式；更肯定捍卫了人的尊严、主体能动性，让道德不再是纯粹的宗教、传统律令，而是自我反思建构的法则。自由即自律、要自律不要他律，从此成为了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抽象，道德绑架有人说，康德的所有思想，可以分成三类——“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但其实，最终指向的只有一个——“人是什么”。此外，康德的第三部皇皇巨著《判断力批判》，还开启了一场美学革命。他对美感“四个契机”的阐释，——“无概念，而具有普遍性”“无功利，而生愉悦”“无目的，而和目的”“共同感”，已经成为现代人思考艺术与美的必备。所以说，康德的书虽已晦涩难懂著称，但康德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关注的是我们的生活世界，以及其中的人、人性与人生。康德的一生，其实也是践行理性、自由、道德的一生。他从小体弱多病，却因为坚守一个顽强的使命，过着极度遵守时间的规律生活，从而使自己能够活到80岁，来完成自己哲学体系的构建。他说：我已选择了一条路，将要终身实行；我要继续我的事业，任何事都不能加以阻挡。康德的墓碑上，刻着他自己所写，每一个人读之，都肃然起敬的话：“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头上的星空，以及心中的道德律令。”作为康德的铁杆拥趸，北游强烈推荐——读懂康德三书：《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上下册，康德留给全人类最珍贵的思想遗产，是哲学史绕不开而必须攀登的划时代巨著；《康德》：牛津通识读本系列，最好的入手康德的通识读物；《康德传》：迄今为止最全面可靠、轻松易读的康德传记，极致细节呈现，告别刻板印象。这三本书，足以读懂、读透康德，最终带给我们理性、自由而有道德的人生境界。感兴趣的书友，识别图中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洞见请把我【设为星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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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很多年，但凡要我推荐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书目，我都没有忘记推荐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不仅因为这本小册子只有几万字，文字清新优美，叙事明白流畅，而且因为蒋廷黻在这本书中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近代史。我们可以不完全认同他的分析，但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讲述有助于重新认识近代中国，重新理解一个国家曾经走过的路。1938年春，蒋廷黻结束了两年驻苏联大使任期。一个闲暇时间段，使他有机会表达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的整体看法。他那时住在汉口，身边并没有多少图书，但是他的写作念头却越来越强烈，抑制不住。于是他在没有多少参考书的情形下，几乎完全凭着记忆，一鼓作气写完了这部《中国近代史》，表达了他对之前整整一百年历史的系统看法，为当时正在进行的中日战争提供了一个全新观察视角和思考方向。即便今天读来，依然觉得清风扑面，有大梦初醒般的震动。这本小书，蒋廷黻自谦是一个初步报告，却被何炳棣评价道：“半个世纪以来，又有几本近代史著作超过了它？当今专为获奖的‘皇皇巨著’，通通加起来也不及这本书的分量。”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叙事与我们今天所接触的近代史有着很大不同，他没有像后来的学者那样悲情叙事，讲述一个国家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沉沦的遭遇，而是从世界大势，以全球眼光讲述中国现代化的发生、发展的历史。我们现在当然不能说蒋廷黻的见识一定比“半殖民地半封建说”高明，但也很显然，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叙事证实了历史学是一门主观性最强的学问，历史学不仅需要勤奋，而且需要天才，需要不一样的解读。历史的魅力在于历史学家凭借自己的智慧常说常新，在于从历史经验为大众提供启示。

量子力学究竟有何魔力，让一生俾睨科学界的爱因斯坦“马失前蹄”？又如何让这个曾经最具反叛意识，最革命的老头，站在了新兴物理学的对立面？◎它颠覆了人们的世界观

密教即秘而不宣之教，主要修法是通过“三密相应”（结印、持咒、观想）而达到身、口、意“三业清净”，乃至“即身成佛”。据记述，佛陀本人反对咒术、神通等神秘元素进入佛教，却也允许作禳灾、祛病、防护之用。

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但那第一步，是在说动人主，而那用以压服人主的家伙，则都是“天”。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儒者，柔也”，当然不会危险的。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到后来，真老实的逐渐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侠，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以备危急时来作护符之用了。司马迁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乱”之和“犯”，决不是“叛”，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而况有权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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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思考是一种苦刑，还有某种危险性，所以许多人不愿承担它，但如果懒于思想，我们社会和时代的问题就可能越积越多，甚至某一天‘轰然’而垮。”北大哲学系教授何怀宏的这段话，说明了哲学思考的重要性。缺少哲学思考的人，思想往往是混乱而肤浅的；聪明的人从不会轻视哲学。稻盛和夫说：“是哲学打磨了我的思想。”培根说：“没有哲学，所有科学都是肤浅的。”乔布斯愿意用他一生的科技成就与财富，换取同哲学家苏格拉底共处一个下午。一个人一旦真正进入哲学的世界，他思维的广度与深度，他看待世界的视野，都将发生质的飞跃。哲学如此重要，认识哲学却并非易事，通常的哲学读物不是大而全的抓不住重点，就是小而精但却晦涩艰深，让很多原本对哲学感兴趣的人，在“哲学的高墙”前望而却步。为此，北游特别推荐一套可以避免以上两大痛点的哲学通识读物——“读库·哲学系”。即使没有哲学基础的人，通过这套书，也能体验思考的乐趣，步入哲学的殿堂：◎起点很低，探讨的问题却极深极厚每册书从简单的例证开始，对同一主题进行了极具广度和深度的探讨，“勾引”读者不断寻根究底，探寻事物的本质和真相。比如《不服从》这册书，用简单而真实的案例证明了，一个“又蠢又听话”的人，往往停止了自己内心意识的挣扎，很容易被恶人利用变成他们的“帮凶”；又引用汉娜·阿伦特等世界级思想家的观点，证明“恶之平庸”的可怕；最后，在对比、辨析、总结多位思想家的观点后得出结论：不服从，不仅在于保护个人道德的完整性，更在于弥补法律的漏洞，纠正社会的错误。◎有意思而不简单，有深度而不枯燥这是一套以电影作品、文学小说和生活情境为切入点的哲学入门书，不仅轻松有趣，适合中学生和大学生阅读；还步步深入，适合所有爱智慧的成年人。比如《恐惧》一书，并没有太多的晦涩语言，相反有大量令人感到亲切的故事和电影情节将读者引入意义世界。“想要获得勇气，必须感到恐惧；必须不是勇敢者，才能获得勇气”。以恐惧为切点，读者得以窥探哲学发展的另一条路径，从中找到获得勇气的方法，理解哲学的实际效用。◎九本小书，构建属于自己的哲思体系本系列最大的特色就是“小开本、大智慧”。每册小书语言通顺，翻译流畅，均以举证、思想取径与解读的方式，既探讨人类社会面临的大问题，也解决身边生活的小烦恼。其所运用的哲学思考方法，触及到现代文化的方方面面。九册小开本，单手就能读，包含《不服从》《嫉妒》《报复》《盗窃》《时间》《恐惧》《死亡》《梦》《堕入爱情》，每册厚度1厘米，方便携带，利于阅读。利用闲暇时间，即可轻松读完这套书，构建起属于自己的哲思体系。感兴趣的书友，识别图中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写得浅了，没大意思，写得深了，可能就哦豁了，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