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言规划研究的中国学派 ——评《语言规划概论》（赵蓉晖《语言战略研究》）

赵蓉晖应用语言学研习 2022-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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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创刊号

语言研究在近十几年的重要动向之一，就是强调以社会现实需求为动力，把语言作为社会构建要素和国家战略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进行的探索，这不仅体现了语言学家的国家情怀与社会使命感，也从客观上丰富了语言学的内容，拓展了学科边界。笔者在回顾2014年有关领域的情况时，曾将其发展情况概括为三个特点：（1）各类活动频繁，信息发布平台多元化；（2）学科与机构建设成效显著，学术共同体形成规模；（3）研究内容逐渐深入、聚焦，跨学科特征日益突显（赵蓉晖 2014）。进入2015年，该领域的热度有增无减，达到了新的历史峰值，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应包括：《语言规划概论》正式出版，举办《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十周年论坛并出版《家国情怀——语言生活派这十年》，创建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会，《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创刊，《语言战略研究》获得正式刊号即将推出，等等。

由著名学者陈章太先生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语言规划概论》一书于2015年5月正式推出。此书是国家语委“十五”科研规划项目“语言规划基本理论研究”的核心成果，同时也是应用语言学系列教材的成果之一，是国内第一部语言规划方面的专业教材。由于教材的写作对知识的全面性、系统性、权威性要求很高，此书的写作者又都是长期从事中国语言应用研究和语言决策咨询的重要学者，这样的背景让读者对它充满了期待，也使人在抚卷阅读的同时不禁联想到该领域近年来的发展状况，并提出这样的问题：语言规划研究的中国学派是否已经形成？

一、《语言规划概论》的基本内容

《语言规划概论》共有八章，覆盖了语言规划研究的主要领域，体现了中国学者对这一学科领域的总体认识和把握。

第一章《绪论》，阐述了语言规划的定义和学科性质、规划内容、规划目标、语言规划研究等四方面的内容。作者指出：“语言规划是有关机构、社会团体、学术部门等群体根据语言文字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对语言文字的形式和功能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调整的一种有益的活动。”（陈章太2015 ：2）作者把语言规划看作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分支学科，认为社会语言学是其主要的理论依据，可看作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语言规划学。语言规划的内容应包括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声望规划这三个基本类型。语言规划的目标包含六个方面，即：语言文字的纯洁化、语言文字的复兴、语言文字的改革、语言文字的标准化、词汇的现代化、语言的传播。在回顾语言规划研究时，作者简要介绍了中国的语言规划活动与研究特点。

第二章《语言规划的理论和方法》，内容涉及语言规划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主要方法、主要步骤、理念和实践的变化与发展，是对该领域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作者综合国内外的研究，提出语言规划的基本理论应包括语言的社会性、开放性、动态性、人文性和可塑性；语言规划应符合科学性、政策性、稳妥性、经济性等四个基本原则；约定俗成与从俗从众、行政干预与语言调控、学术规范与辞书指导、宣传引导与媒体示范等是语言规划的主要方法。这一章参照国外学者的做法，进一步提出语言规划应包括六个主要步骤，并以当代中国的语言规划为例，展示了语言规划各个主要步骤的内容和做法。

第三章《语言规划与社会文化》，从语言规划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语言教育、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关系讨论语言规划的特点与作用。作者认为：“语言是在社会中产生发展起来的，为做好语言规划工作，自然要充分考虑与之有着密切联系的社会文化因素。……判断语言规划是否成功，就要看它是否促进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的发展。”（陈章太 2015：104）这部分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展示了语言规划活动丰富的内涵和复杂性。

第四、第五、第六章全部用来探讨《中国语言规划》。第四章针对的是汉语言文字规划问题。第五章集中论述少数民族语言规划。第六章讨论港澳台地区的语言规划，在这一章的最后专设一节《中国语言规划评价》，对第四、第五、第六章的内容做了总结，其中特别提到了当代中国语言规划的成功经验和面临的主要问题，对新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语言规划失误，结合实例做了归纳和总结。

第七章《国外语言规划》是对国外语言规划实践与理论的概括。作者综合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介绍了语言规划的几个维度，结合国外的实例展现了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声望规划、习得规划的基本内容；介绍了由选择、编典、实施、细化等组成的规划步骤。在总结国外语言规划研究的成果时，作者将其归纳成弹性规范学派、理性选择学派、适应学派、语言治理学派等四大流派；而影响语言规划制定的重要思想，则被归结为语言同化、语言多元主义、国际化和本土化。作者充分意识到语言规划研究的复杂性，因此在《小结》部分特意指出：“语言规划研究领域中的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语言，还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民族和历史等诸多因素。语言规划的跨学科性质，决定了要研究一种综合的语言规划理论，还有种种复杂问题和重重困难需要解决。”（陈章太 2015：396）

第八章《语言规划的发展与展望》是结合历史面向未来的综述与展望。作者认为：“语言生活总体上会朝着规范化、多样化、本土化、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但是，语言规划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仍然会存在，新的语言变异现象和社会语言问题会不断涌现。”（陈章太 2015：442）

二、《语言规划概论》的特点

该书的作者都是中国语言规划的研究者、实践者和历史亲历者，对语言规划理论实际问题进行过深入调查研究，发表了不少论著。这样的写作班子决定了该书的权威性和代表性。综合起来，此书有三个特点：

第一，紧密联系国内外语言社会生活实际和语言规划实践及典型案例，比较全面、系统、深入地梳理、研究和论述了语言规划基本理论和主要知识及其变化发展的基本状况和规律。由于教材的写作要求内容系统、完整，观点要有权威性和代表性，需要选择接受程度高的术语和表述方式，因此说该书集中反映了中国学者对语言规划的基本认识。

第二，全面反映了语言规划的基本要点和中国语言规划的核心内容，是了解中国语言规划及研究情况的全面指南。此书的内容涵盖面很广，但始终以中国语言规划的实践和中国学者的思考为核心，展现了汉语言文字规划、少数民族语言规划、港澳台地区的语言规划等不同侧面，提炼了这些语言规划活动的指导思想、特点与问题，并涉及语言教育、语言规范化、特殊语言规划等具体问题，材料丰富，脉络清晰，语言流畅，可作为了解语言规划研究及中国语言规划概况的案头书。

第三，构建了具有中国特点的语言规划理论体系，突显了语言规划研究中国学派的特点。近年来，中国学者一直在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规划研究体系，有意识地打造中国的语言规划学。此前，高天如（1993）总结了中国现时期有关改革和建设汉语文的理论主张及研究成果，许嘉璐（2004）运用辩证法原理讨论了中国语言规划应处理好的几种关系，陈章太（2005）论述过中国语言规划的诸多基本问题，周庆生（2005）、戴庆厦（2006）、冯广艺（2007）等阐述了“语言和谐”思想，姚亚平（2006）探讨过语言规划研究的对象、主体、内容、目标等问题，张普（2007）、徐大明（2008）、李宇明（2008a）、陈章太（2008）等阐释了语言资源观，资中勇（2008）编写了以中国语言规划实践为基本素材的教材，郭龙生（2008）系统探讨了中国当代语言规划的理论和实践，薄守生、赖慧玲（2009）讨论过作为跨学科研究的语言规划，李宇明（2008b，2012，2015）先后从语言功能、语言生活层级、语言规划学科构建的角度阐述了中国语言规划学的基本思想。此书吸收借鉴了前人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了中国学者对语言规划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明确提出将“和谐语言生活”作为中国语言规划的核心理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推进了一步。

三、《语言规划概论》与中国学派的特点

《语言规划概论》吸收借鉴了学界同人多年来探索与思考的成果，集中反映了语言规划研究中国学派的一些典型特征。

（一）对“语言规划”的理解有自己的特点《语言规划概论》将“语言规划”这一核心概念理解为“有关机构、社会团体、学术部门等群体根据语言文字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对语言文字的形式和功能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调整的一种有益的社会活动”（陈章太 2015：2）。在国外，豪根（Haugen 1966）认为“语言规划是选择新的标准并将语言变化推行至全社会的过程”；克洛斯（Kloss 1969）提出了地位规划、本体规划这两个基本规划类型；库珀（Cooper 1989：45）认为“语言规划指的是有意识地影响他人对语言习得、语言结构或语码功能的态度与行为”。国际学术界通常把这三位学者的观点综合起来，作为语言规划的经典定义。《语言规划概论》中提出的定义接近于国际学术界广为人知的经典定义，偏向于把语言规划看作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人为的语言调节过程。

在国际学术界，“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和“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是同时存在的两个术语，前者偏重描述社会实践活动，后者则将有关活动及其多类型的表现全部作为解读、分析的文本。此处的“语言政策”并不是狭义的语言法律、规范。进入语言政策分析阶段后，语言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研究得以迅速发展，相关的理论和方法不断丰富，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融日趋明显。由于我国的政治文化环境所致，学者们对“语言政策”的理解主要还是行政层面的，更倾向采用“语言规划”而非“语言政策”。这一特点在此书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特别强调语言规划是有益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活动，认为语言规划一方面“有益于语言形式和功能的完善和健康，促进语言文字的发展”，另一方面“有益于大多数言语社团成员，能给他们带来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陈章太 2015：5）。类似的观点在书中多次出现，和西方学者刻意保持的价值中立、后现代的解构与反思差别很大。

（二）突显家国情怀，强调中国立场

中国学者素有“忧国忧民、心怀天下”的情怀，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社会使命感追求学术的发展。伴随着近年来中国语言规划研究蓬勃发展而出现的是一群自称为“语言生活派”的学者。《家国情怀——语言生活派这十年》（邹煜2015）一书对这个学派进行了全面的总结——“问题导向、接地气，有家国情怀，这些东西形成了语言生活派的风格”。正是在上述理念的影响下，《语言规划概论》明确提出：“判断语言规划是否成功，就要看它是否促进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的发展。”（陈章太 2015：104）这正是中国学者在进行研究时所秉持的基本立场。

语言规划研究是典型的社会应用类研究，语言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属于社会公共政策的一个部分。公共政策作为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集中反映了社会利益，从而决定了公共政策必须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才能使其具有合法性。因此，语言规划研究并不是纯学术的研究，其成果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公共政策，达成现实效果。正因为如此，语言规划研究者的价值判断就显得非常重要。中国学者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明确了自己的本土立场，强调语言规划应该是一种有益于社会发展和语言和谐的活动。这种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和西方学界当前盛行的价值中立与文本批判有很大差别。

（三）强调语言和谐理论，突出解决问题的导向

《语言规划概论》第三章讨论语言规划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时，提出文化和谐论是中国语言发展战略的基础理论，指出“语言发展战略是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和谐论有利于处理好各种语言关系”（陈章太 2015：129—131）。第四章在介绍中国当代语言规划的指导思想时，对“和谐语言生活思想”的内涵做了更加清晰的阐述：“构建和谐语言生活，就是坚持主体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统筹各种语言关系，尊重国民的语言选择，保障其语言权利，营造和谐语言生活的氛围。”（陈章太 2015：185）

关于语言和谐的思想已经有多位学者发表过观点，周庆生（2005）、戴庆厦（2006）、冯广艺（2007）、宗廷虎（2010）、张先亮、谢枝文（2010）、刘启珍（2011）等先后进行过语言和谐的相关理论或个案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思想与素材。应该说，语言和谐思想是中国学者基于本国的文化传统和研究经验总结出的理论主张。

在西方学术界，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旨在消除由语言多样性带来的语言交际问题，推崇非殖民化、结构主义和实用主义方法论；第二个阶段（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批判与反思阶段，开始从单一的以语言为中心的理论转向综合考虑语言应用和各种社会政治因素之间相关联的理论，其方法论基础是社会语言学批判理论，基本策略是现实主义；第三个阶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属于后现代阶段，在“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大背景下，提倡多元性、整体性、不确定性，寻求和谐共存。这一时期的方法论基础是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在具体策略上体现为强调语言人权（Ricento 2000；刘海涛2006）。对照上述历史分期可以看到，中国的语言规划实践大体上与第一、第二阶段的特征相符；但第三阶段的一些观念也已经被中国学者了解和接受，并在相关的政策文本、学术研究中有所体现（赵蓉晖 2016）。但我们似乎还不能断言，西方学界的三个阶段必然成为我们的必经阶段，毕竟在学术传统、社会政治现实、学术生态等方面，中国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

（四）从语言学角度理解语言规划研究的学科属性

《语言规划概论》致力于构建中国的语言规划学科体系。书中特别提到：“语言规划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语言规划学’，它也是社会语言学的一门分支学科。”（陈章太 2015：7）尽管书中有多处谈到语言规划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但作者实际上还是从语言学角度理解语言规划研究的学科属性，认为它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一门分支学科，需要运用社会语言学的相关理论来解决社会中出现的语言问题。应该说，这是中国语言规划研究在学科定位上的特色。从事相关研究的绝大部分研究者都是语言学家，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领域对语言问题的研究还没有真正地与语言学界的研究结合。

相比之下，西方学术界的语言规划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多学科性质，其中与社会学的接轨尤其令人关注。例如，米德（Mead G.H.）的实用主义哲学首先把语言问题引入社会学领域，海德格尔（Heidegger M.）、伽达默尔（Gadamer H.G.）从解释学的角度探索语言作为人类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哈贝马斯（Habermas J.）的交往社会学把语言理解为人的生命活动、意识形态，韩礼德（Halliday M.A.K.）重点考察语言对社会的影响，格林（Grin F.）的语言经济学、霍恩伯格（Hornberger N.H.）的教育语言学、施密特（Schmidt R.）的语言政治研究、希夫曼（Schiffman H.）的语言文化研究等，都已经成为语言规划、语言政策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

四、《语言规划概论》及当前中国学派存在的问题

作为一部集大成式的作品，应该说《语言规划概论》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成为概括中国语言规划实践与研究最完备和出色的一部著作。但如果将其作为中国学界的代表作品和其反映的中国学派的现状来看，还有一些需要改善的问题。

首先，跨学科视角不足。作者对语言规划的综合性、复杂性有所认识，对相关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也有所强调，但在具体落笔时，未能真正地吸收其他学科的学者参与。对语言规划基本特性等问题的阐释，更像是语言学家在谈语言的社会属性，缺少从语言的社会功能做出的深度阐释，提出的一些“理论”，更像是解决问题的原则和目标，而非学术意义上的理论范式、方法论。作为对照，不妨看看由李圣托（Ricento T.）主编的《语言政策导论：理论与方法》（2007）。同样是多位作者合作的导论型成果，这部在国际学界获得公认的作品中就吸收了语言学、教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多学科背景的学者参与。在对“语言政策”做了清晰的定义之后，再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展现了语言政策研究的不同路径和层面。由于语言在社会中的应用已经不是单纯的语言学问题，因此，这种跨学科的合作与互鉴应是中国学派未来需要改进的方面。

其次，理论构建缺憾较多。语言和谐论是中国语言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前期的成果也已经积累了不少。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核心理念未能在书中作为专题充分展开，成为贯穿始终的核心，这可能与多位作者分章节写作的方式有关。作者对语言规划内容的理解有一定局限，偏重在自上而下的社会活动层面。其实，国内外学界已经有不少人认识到语言规划内涵的丰富性，一些重要的思想在此书中并没有得到有机的吸收和整合。可能是对语言规划的理解问题，《剑桥语言政策手册》（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Spolsky 2012）中展示的宏观规划、非政府领域规划、国际化领域等国际同行研究的问题，没有得到本书作者的足够关注。历史上，中国的语言规划在思想与行动上都深受苏联的影响，但在本书中未能对此有适当的提及和阐述。作者主要关注了英美学派，但其所产生的社会与学术土壤不同于中国和苏联，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对实践的总结偏离了原有的出发点，影响了理论构建和阐释的效果。此外，一些海外华人学者（如陈平、李嵬、赵守辉、周明朗等）近年来致力于开展中外学术对话，强调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研究的海内外互动与互补，他们的研究成果也未能引起本书作者的足够关注。

最后，研究方法不够完备。书中介绍了一些语言规划的原则和需要考虑的因素，但未能就如何贯彻这些原则提供清晰的方法指南，探讨更多的是语言规划的实施方法。换言之，这部书作为教材，缺乏具体研究方法的讨论。联想到语言生活派近年来出版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语言生活绿皮书系列），可以看出，着重描述现状、呈现问题是当前中国学派在研究方法上的主要特点。对比上文提到的李圣托的作品，它的第二部分专门介绍了语言政策研究方法概论、历史调查法、民族志方法、地理语言学方法、心理社会学方法，可让读者清楚地知道怎样做具体的语言政策研究。这里还应提到2015 年出版的另一部作品——《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的研究方法：实践的指南》（Research Methods in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A Practical Guide）（Hult&Johnson 2015），它用专门的章节介绍了Q值分析法、民族志方法、话语分析法、语料库方法、经济分析法、新媒体分析法、历史—结构分析法等13个可实际操作的方法。虽然说西方学者倡导的“价值中立”原则在我国的语言规划研究中并不完全可取，但其清晰、客观的研究方法却是值得借鉴的，这也是中国学派特别需要改进的一个方面。

李宇明（2015：104）在《语言规划的学科构想》中指出，中国的语言规划学呼之欲出。笔者认为，在经历了多年的实践积累与学术探讨之后，语言规划研究的中国学派已经形成，《语言规划概论》一书的出版可看作是标志性事件之一。中国学派有自己的理论主张和学术立场，有丰富的研究资源，有独特的中国历史与文化背景，如果能更多地吸收借鉴国际学术界的理论，不断改进研究方法，必将在未来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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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蓉晖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语言研究院院长，国家语委科研基地“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语言战略与语言政策、语言学史。著有《现代俄语中的目的关系及其表达方式》（俄文版）《语言与性别：口语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迈向21世纪的语言学——普通语言学》《索绪尔研究在中国》《俄罗斯现代语言学：口语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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